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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羽 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戰略環境之變

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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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智能化以機械人替代人類,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低產品成本,以消除中國通過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獲得的有競爭力的出口優勢。

“911”事件是對蘇聯解體後出現的全球單極體系的直接挑戰,它使恐怖主義迅速上升為當時國際安全的主要威脅,反恐暫時取代了大國間的外交博弈,成為當時國際政治的核心內容。以反恐名義進行的兩次戰爭(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快速地大幅度消耗了美國國力,終止了美國的冷戰勝利紅利,使穩固而遊刃有餘的單極體系開始捉襟見肘。

2001年後三個季度美國出現的經濟衰退,表明上一輪產業技術革命推動經濟發展的潛力已經用盡。美國的金融寡頭開始更加着力於資本運作,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實體產業的空洞化,而且使金融衍生品泛濫,最終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出現。金融危機重挫了美國經濟並進一步加劇了其債務危機,嚴重地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行為能力與意願。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之時,全球經濟缺乏新的產業技術革命作為發展動力的背景,使得有關大國或大國集團希望通過建立新的一體化機制來製造經濟發展的外部動力。因此,奧巴馬政府在亞太地區打造TPP,在大西洋兩岸打造TITP體系。2013年9月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歐盟加速推進其在歐洲東部的“東方夥伴關係”機制,俄羅斯則制定了建立歐亞經濟聯盟的路線圖,這導致了後兩者地緣經濟利益的激烈碰撞,烏克蘭危機因此而出現。

2009年開始執政的兩屆奧巴馬政府實施的美國全球戰略收縮,使全球治理體系發生了由穩固的單極體系向鬆散的單極體系的過渡。奧巴馬政府推行美國全球戰略重心由歐洲和其他熱點地區向亞太地區的東移,這一過程包括2011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和2014年從阿富汗撤軍,也使得國際政治的重心由“911”事件後一段時間內的反恐重新回歸到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美國全球戰略中心轉離歐洲,即使不意味着美國認為後冷戰時代歐洲政治與經濟秩序的重塑已經基本完成,至少也意味着對原蘇聯地區經濟、政治與安全秩序的整合在美國的國際議程中已經不再佔有首要地位。與此相應的是,美中關係最終取代美俄關係成為全球政治中的首要雙邊關係,就是在這時發生的。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開始了一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由於這一進程是以80%的農村人口為起點,加之可以快速借鑒發達國家產業技術的後發優勢,它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長時間高速增長的廣大空間。同時,由於其工業化過程的政府主導型特徵,不斷積累了脫離市場需求的大量過剩產能,這種過剩產能產生的困難近年來由於“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出現而變得日益突出。這迫使中國政府至少是部分地放棄韜光養晦政策而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這種主觀目的在於轉移過剩產能和獲取新的外貿驅動力的國策,在客觀上會導致國際貿易格局的重塑。它帶來的挑戰是,一方面,在貿易平衡問題上導致美中雙邊貿易戰之外,還產生了美中在全球貿易領域的全面競爭;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傳統勢力範圍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對華政策變數頻生。例如,印度對華敵視政策有所增長,俄羅斯沒有參加中國有較大影響力的中亞和阿富汗地區的兩個四國機制。

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伴隨的國際分工深入發展,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元的傳統優勢,塑造了美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促進了美國社會中金融食利階層的畸形發展和實體產業的不斷空洞化,使得不斷喪失工作機會和薪酬增加緩慢的美國加工工業中的大量僱員與金融業僱員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加劇。這不僅導致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出現,還促成了特朗普在總統大選中的意外勝出,民粹主義由此成為美國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之一。遠在大西洋另一側的英國“脫歐”公投與此相呼應,使以民粹主義為基礎的反全球化浪潮成為一種普遍的國際現象,在全球化過程中受益良多的中國國際環境有所惡化。

展望未來,世界對中國的最大挑戰在於,處於產業技術最高端的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的產業技術正在加速走向智能化。這種以大量機械人取代生物人類為特徵的產業技術智能化,將以空前的方式降低產品成本,以超過人們預料的速度使中國以巨大的低成本人力打造的出口競爭優勢不復存在。有識之士已經指出,在當前中美激烈的貿易戰帷幕逐漸拉開之時,產業技術競爭作為兩國競爭核心的本質已經開始顯現。

進一步的危險還在於,中國付出巨大國力打造的“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如果同時沒有具有競爭力的商品佔據沿線國家市場,就有可能成為別人的嫁衣,產業技術智能化的國家將以更優質和更低廉的商品取代中國商品而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