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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人工智能應用的國家戰略

2018-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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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兩國都在競相制定包括發展人工智能(AI)在內的整體國家安全戰略。然而,它們在投資策略、與人工智能領先企業的合作、人才培養、預測可能的挑戰等方面卻行事各異。政策執行上的差別,也許將決定誰是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革命的領導者。

無論是視頻遊戲、財務應用、車輛、軍事武器還是語音識別軟件,人工智能的聚合都會產生“更智能”、更自動化的流程和服務。與無法通過學習而進化的“凍結式軟件”不同,人工智能系統會隨着接觸新信息而不斷改進。由於它具有使現有技術“智能化”的巨大潛力,未來社會將把人工智能應用于軍事、社會和經濟目的。

競爭現狀

美國和中國對待人工智能有文化、組織和範圍上的差別。北京向研究計劃提供大筆國家資金,而美國私人部門得到的政府投資要少得多。目前,美國公司尤其是谷歌、微軟、臉書和亞馬遜主導着人工智能開發,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美國缺少充實的“國家戰略”進行人工智能開發與創新。特朗普政府最近把國家科學基金會的人工智能預算削減了10%,降至1.75億美元。奧巴馬執政期間參與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也正在減員。相比之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府撥出數十億美元用於發展人工智能,以應對美國和俄羅斯的競爭。2017年7月,中國國務院發佈《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概述了北京到2030年人工智能實力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的戰略。

就範圍來說,在美國,人工智能的開發主要是為了軍事一體化。美國軍方領導人主張在進攻和防禦武器上技術性、小範圍地使用人工智能,限制武器的無人自主,保留人的指揮和由人掌握的控制系統。而中國不那麼關注法律和道德問題,並準備把人工智能開發應用於整個社會,在產業、經濟和軍事領域讓技術有更大的權限。

美國企業面臨著中國的激烈競爭。類似於谷歌的百度是語音識別等人工智能分支領域的領導者,騰訊在流行消費應用方面也使用了人工智能。雖然目前是美國企業主導着人工智能革命,但世界其他國家與中國的“數字鴻溝”是無法逾越的。中國流動電話和互聯網用戶比美國或印度幾乎多三倍,移動支付使用次數多50倍以上,外賣送餐服務多十倍以上。這些海量數據寶藏加上研究成果的增加,將推動中國未來幾年在人工智能方面達到全球領先或者共同領先地位。

正如世界知名人工智能研究專家李開復和歐亞集團地理技術實踐負責人保羅·特廖洛在他們撰寫的報告中所稱,這種數據優勢對中國的人工智能戰略至關重要。業務涉及雲服務、電子商務和社交媒體的公司收集到的信息,被用於面部識別、語音識別和自然語言處理等分支領域的人工智能算法訓練。儘管中國在芯片和處理器的硬件生產方面落後於其他人工智能領先國家,但它希望依靠數據優勢到2030年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

中國的集權

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與奧巴馬政府2016年制定的人工智能政策類似,包括長期投資戰略、提倡私營部門與政府加強合作、計劃培養高端工程專業人才,同時預測與人工智能有關的潛在社會挑戰。它描述了這樣一種戰略:聯合私人部門與國家,通過學術、研究、產業、生產和商業領域骨幹企業的合作,建立先發優勢。中國政府認為,兼顧軍民兩用可以保護中共的利益,發展警務、審查和監視可以維持強大的國安與國防體系。

雖然美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傾向於避免觸及軍事合同和國家安全應用,但中國政府已經與百度和國家高校合作,幫助建立中國首個深度學習實驗室。來自高校或企業的獲得國家巨額資助的中國團隊,在機器學習和視覺目標軟件的國際競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在蘇州,當地的人工智能企業可獲得高達80萬美元的補貼,深圳的企業可以得到100萬美元。國家支持的中國投資公司還投資美國的人工智能初創企業,這有可能泄露知識產權,或者達成不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合作夥伴關係或許可協議。隨着全中國各地都在建立人工智能專業,增加碩士學位和博士課程,來自北京的巨額資金支持正打造出一條獲得頂級人工智能人才的通道。

中國期待在未來對人工智能採取廣泛的全國性政策,使研究、開發和應用成果最大化,把不受歡迎的法律法規和道德後果減到最少。不過北京的目標還有更大野心,它是希望通過人工智能的應用提高國民健康水平,促進國內的繁榮與便利。中國政府希望借發展人工智能的機會,通過城市、政府以及諸如農業生產、交通、社會保障、養老金管理和共同安全等領域的“智能化”,實現更有效的治理。另外,《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則》還尋求把人工智能領域的突破用於國防,讓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與美國不同,北京所希望的是讓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實現“智能化”。

美國缺乏戰略嗎?

美國前財長拉里·薩默斯曾經預計,在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進步“有可能在本世紀中葉讓1/3的25-54歲的男性不工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任美國財長斯蒂文·姆努欽非但沒有預見人工智能應用可能帶來的挑戰,反而表示人工智能帶來的勞動力問題“根本不在我們的雷達屏幕上”。

正如貝爾弗中心2017年7月發佈的《人工智能與國家安全》研究報告所述,美國的目標是人工智能的各種軍事用途,但沒有強調與社會相關的變革潛力。美國的“第三次抵消”戰略試圖通過發展軍事威懾技術來與全球對手競爭。硅谷和國防部主要投資於虛擬現實,為的是提升訓練及計算機視覺能力的有效性,以區分打擊目標和非打擊目標。目前,對更廣泛的人工智能分析應用關鍵技術,或可以提高整體處理速度的雲計算技術改進,美國還沒有投入重金。

美國的方式方法,加上華盛頓與硅谷的緊張關係,威脅着美國為人工智能制定一個長期國家戰略的能力。貝爾弗中心的研究認為,國防部應該增加涉及進攻和防禦的一般性研發投入,應該促進國家安全部門與商用人工智能產業之間的合作。

如果軍事系統無人自主的法律與倫理障礙以及政府撥款的削減導致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不斷減少,美國將發現自己很難與中國的把人工智能應用到社會各個方面的進取性規劃競爭。華盛頓的領導層必須認識到,人工智能革命將改變國家的戰略、優先事項和利益,同時也將把全球的力量平衡轉移到為此做了最充分準備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