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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懋修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非駐會研究員

中國海外發展援助:「發展」何在?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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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共識正在形成,那就是在當下的全球發展融資領域裡,中國是一個主要參與者,或許是唯一主要參與者。近期的一些研究刺激了《中美對外援助支出“並駕齊驅”》這類新聞標題的出現。相比特朗普政府對美國長期以來支持促進全球發展的明顯不屑,這種標題似乎進一步證明,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與發揮影響力的領導者。可是,這種新傳統觀點往往是誤導而無益的,因為它喜歡假設,而不是追問在中國官方資金越來越多流出境外的情況下,中國及其發展中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經濟與外交合作夥伴是如何理解和評估實際“發展”成果的。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讓有關中國已經變成國際經濟發展尤其是提供發展融資的領導者的敘事不斷升溫。首先是一個叫AidData的研究團隊,它10月份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題目是《援助、中國與增長:來自新全球發展資金數據庫的證據》。這份報告顯示,從2000年到2014年,中國政府所謂的“官方融資”覆蓋了140個國家,總額超過3500億美元。其次是波士頓大學GEGI(“全球經濟治理倡議”)項目的合著者發表的一系列研究報告。他們認為,結合國有的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以及亞投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中國“已經成為發展融資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兩家的研究都尖銳指出,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中國政策性銀行已經趕上或超過美國的發展援助預算,也超過世界銀行這類多邊機構所提供的發展融資。

然而除了新聞標題,還有複雜得多的現實。AidData和GEGI的研究都發現,它們所謂中國的“全球發展融資”,其中絕大部分並不符合OECD的官方發展援助標準,而是由中國兩家政策性銀行提供的商業貸款。這意味着,在實踐中,只有不到25%的經常在中國“發展援助”名義下被混為一談的資金,屬於贈款、出口信貸和低息(或稱優惠)貸款,其餘絕大部分則是商業(又名非優惠或接近市場利率的)貸款。事實上,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大部分優惠貸款主要是面向非洲和亞洲,因此國家開發銀行是中國主要的對外貸款機構,專門從事跨地區商業借貸,包括拉美、中亞和俄羅斯。

此外,兩家的研究表明,中國大部分商業貸款以及相當一部分優惠貸款都流向了能源和基礎設施兩個領域。這說明中國的“發展融資”絕大部分是以商業貸款形式(即使優惠貸款也幾乎是為商業服務)提供給了能源和交通基礎設施方面的交易,而且通常是提供給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國家(例如,國家開發銀行最大的能源貸款投資組合流向了委內瑞拉和俄羅斯*)。

那麼,為什麼這是一個問題呢?要知道,兩個研究團隊的初衷都是值得稱讚的,那就是要揭開中國的發展援助和中國政策性銀行提供融資的太多不透明部分。不過,即使這些研究披露出,諸如國家開發銀行在主導着為能源交易提供商業性貸款,但它們卻沒有繼續跟進,看看從更廣或更專業層面上說,把這種貸款當作對發展成果本身的貢獻是否有道理,雖然人們也許這樣理解。相反,儘管這些研究報告的作者煞費苦心地詳細列出了這些國家在接受中國貸款方面的細微差別,以及它們受到的廣泛影響,但他們也想當然地認為,這些都是中國對“全球發展融資”做出貢獻的一部分。

中國政策性銀行的貸款常常被假定或至少是被掩飾成具有“發展”的屬性,一個原因是因為它的名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正如GEGI的一份研究報告所說,“國家開發銀行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機構”。但宣稱國家開發銀行是一個有別於中國其他國有銀行和企業的“發展機構”,究竟所謂何來呢?中國政策性銀行與“國際發展”活動自動產生關聯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領導人日益強調,中國已被普遍看成是經濟發展的引擎。而與OECD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並不囿於發展與援助具有同等含義這樣的觀點。因此,無論它的政策性銀行發放的是優惠貸款還是商業貸款,又或者它的國有或私人企業從事的是貿易還是投資,中國領導人都希望世界各國和它的人民把這一切當作是中國對全球發展的貢獻。總之,必須把中國政策性銀行的海外借貸行為,放在中國更大的產業戰略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方略背景之下:國有銀行從事以賺錢為目的的借貸,這種理念與中國整個政治經濟並無絲毫矛盾。

但這恰恰表明,不再簡單假設和宣傳中國“全球發展融資”的發展屬性,追問中國政府在海外提供的融資(無論優惠還是商業性的)是否以及如何真正對中國國內外的發展成果有所貢獻,是有多麼的重要。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必須先做一次思想功課,不讓“發展”一詞與中國的“全球發展融資”,甚至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這個名稱產生聯繫。比方說,我們是不是可能簡單地問一下,中國國有政策性銀行提供的商業或優惠貸款,是如何影響受援國或中國自己特定的問題領域呢?我們也可以不預判發展形勢,僅針對中國的能源或基礎設施建設提出同樣的問題。

當AidData和GEGI的研究在觀察中國政策性銀行的貸款對受援國的增長、環境和社會的影響時,他們其實已經觸及到這樣的功課。研究結果不可避免地顯示,援助後果是相當複雜的,但至少,它表明中國的“減讓性或更商業化的官方融資,並沒有促進受援國的經濟增長”,或者國家開發銀行或進出口銀行以能源為重點的貸款,常常令那些國家原有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加劇。這就更有理由追問,中國政府提供的全球融資,是否以及如何為具體的發展成果做了貢獻。拉美和非洲等地區廣泛存在的過度依賴初級產品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與中國用貸款換取初級產品不無關係,這更說明,質疑中國政府的全球融資所帶來的發展成果是有必要的。

當然,中國所提供的官方融資大多是基於商業條款,無助於受援國的經濟增長,這一發現應該與其他任何事情一樣,成為新聞的焦點。不過,這種質疑對接受中國政府提供國際資金的國家固然重要,對中國自身也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例如,在多大程度上,中國政府向海外發往的貸款會引發新的金融風險,或加劇國內已有的債務可持續問題呢?中國官員以及銀行和國企的負責人通常以為,為了確保能源安全,國家支持能源類交易是必要的,又或者,中國自己創下的基礎設施建設紀錄肯定證明,中國能夠而且應當為國外的基礎設施進行融資建設。但這種說法有多少合理性,而不是僅僅為了尋求以優惠條件獲得政府補貼融資或其他形式的支持呢?在一個政策性銀行的數千億美元海外貸款不受公眾監督批評的國家裡,中國公眾別無選擇,只能相信他們的領導人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在做正確的“發展”工作。

至少現在看來,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會繼續引領中國的海外官方融資。不過,中國已經開始使提供國際資金的機構和方法多樣化,同時更廣泛地促進其他國家的發展。尤其與中國單邊的政策性銀行相比,我們有理由相信,像亞投行和金磚銀行這種由中國領導但卻是多邊的新金融機構,以及像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這樣有中國繼續參與的現有多邊機構,它們才更有助於解決對中國及其發展中夥伴來說艱巨而重要的“發展”意義與內涵問題。

然而不管是什麼形式,還是什麼機構手段,最近所有這些有價值的、旨在揭開眾所周知的中國官方資金流動不透明狀況的努力,都證明如果沒有明確的概念,就不會有嚴謹的分析和良好的政策。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在全球發展融資中日益增長的作用,及其對發展成果的更普遍影響,所有這方面工作都必須面對一個至關重要的難題,那就是發展本身的意義和內涵是什麼,應該是什麼。

*AidData的報告稱,俄羅斯以366億美元位列中國商業或“其他官方融資”接受國的首位,委內瑞拉以108億美元列第五。而GEGI 項目負責人凱文·加拉格爾在他的中國對拉美貸款數據庫里發現,僅委內瑞拉一國2007年以來就接受了逾600億美元中國政策性銀行的貸款。顯然,這一數據讓委內瑞拉成為迄今為止獲得中國政府貸款最多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