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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爭

2017-12-13

特朗普政府不久告知WTO,美國反對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歐盟對此表示支持。根據WTO條款,中國本應在去年獲得市場經濟地位。

爭執是在一年前加劇的,當時候任總統特朗普在愛荷華州明確表示“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在這之前幾個月,特朗普發誓要擊退TPP(就職典禮當天埋葬了這個協議)、取消NAFTA(協定第五輪談判最近在摩擦中結束)、對中國徵收巨額關稅以及重寫世界貿易規則(所增加的混亂可能是里程碑式的)。

不過,用貿易戰略影響WTO的功勞,還是要歸奧巴馬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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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後的貿易秩序即將終結

總統任期將要結束時,奧巴馬對中國發起控告,正式就非法補貼問題向WTO提起訴訟。按美國說法,非法補貼被中國用來扶植本國的鋁業。

在公開場合,奧巴馬指責中國通過利用國有銀行低息貸款、廉價電力和政府補貼,造成全球的鋁和鋼鐵產能過剩。然而實際上,政府此舉等於把一個系統案件交給了承諾對抗中國的特朗普,它也會得到美國的歐洲盟友和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的支持。

可是,在一個快速的顛覆性時代,馬基雅維利式的小算盤並不可取。特朗普沒有把WTO當作策略性武器,以對付中國的涉嫌違規,而是把WTO視為戰略性靶子,認為它應該與TPP一樣被埋葬。

TPP的潰敗,以及NAFTA的可能沒落,使美國同墨西哥、加拿大出現了新的貿易摩擦。那些與美國有巨額貿易順差的國家大抵都是如此,包括它的主要北約盟國德國和日本。

市場經濟地位的亂局

一年以前,當美國、歐盟和日本意識到,它們指責中國在貿易上違規將變得更加困難時,通往潛在貿易戰的路便已經鋪就。其實,市場經濟地位危機的關鍵問題,是WTO主要成員的行事手法仍然是對中國商品徵收過高的關稅。

中國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當時的協議寫明成員國可以按“非市場經濟”對待中國。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以及存在政府干預和國有企業,發達國家認為,其國內價格不具可比性,要用“構成價值”來獲得經濟的“真實圖景”。

多年來,那些替代數據讓自由裁量和操縱價格數據合法化,被用作反傾銷指控的依據,關稅因此達到40%,高於正常的反傾銷稅率。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承諾對中國產品徵收45%的關稅,正是基於這樣的數據。

實際上,事情是隨着2016年末最終截止日的到來而發生轉變的。眼下的說法是,WTO協議當中還有一個“免責條款”。這個條款在協議簽訂15年後、離期滿還有幾個月的時候被適時地“發現”了,它讓發達國家可以繼續合理地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這對發達國家來說簡直是天降甘霖。

對WTO的重新解釋

當然,按以前美國政府的說法,重新解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直到近年,美國的總統(克林頓、小布殊)、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商務部長(駱家輝)及其他政府高官還一再肯定地說,對非市場經濟地位所採取的措施會按時在2016年12月12日失效。

事實上,奧巴馬政府在2012年就出現變化,當時的美國貿易代表一改官方立場,對新的解釋表示首肯。而歐盟只是在2011年WTO上訴機構裁定前的幾個月,才提出了這種新的解釋。

為什麼會發生變化?

在華盛頓,隨着奧巴馬復返亞洲,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制定的新措施也開始浮出水面。雖然重返亞洲的戰略目標是鞏固美國在亞洲的安全聯盟,但其經濟目的是遏制中國的崛起和地區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重新解釋WTO條款和對貿易訴訟加以利用,就起到了促使WTO與中國作對的作用。

然而這一計劃隨着特朗普競選獲勝而破產。特朗普的戰爭是要對抗1945年後的貿易制度,以及美國每況愈下的安全和經濟同盟。

尋求貿易單極化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一直在進行市場導向的結構改革。如果按照政府總收入在GDP中所佔份額來衡量公共部門的規模,歐元區平均水平(從法國的56%到德國的45%)如今遠高於美國(44%),更是中國(24%)的兩倍。

其實到2016年底,也就是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拒絕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之時,已經有80多個國家承認它的這個地位,其中包括俄羅斯和巴西等金磚國家,同時包括瑞士、新加坡、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之下,奧巴馬和特朗普政府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論點,與拒不認同亞投行一樣,都是站不住腳的。

很典型地,堅持認為中國是非市場經濟的國家有美國、美國的NAFTA夥伴(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它的安全盟友(歐盟、日本),還有印度。只不過這種反對更多是出於地緣政治,而不是經濟。

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對WTO的新立場十分明顯。它正在為華盛頓牽頭設計的1945年後貿易制度的實際消亡做準備,因此,它把WTO爭端解決功能作為針對的目標,加大對上訴程序的抱怨,並採取技術手段阻撓WTO上訴機構空缺的填補。

令人不安的是,日內瓦一些官員認為這一切是要破壞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因為該機制妨礙了特朗普偏愛的單邊貿易行動。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12月初,美國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財長戴維•馬爾帕斯指責中國對朝鮮的核計劃不夠強硬,而且市場導向改革出現退步。他敦促中國要明白美國在國家安全和貿易議程上“同時關注着兩個目標”。

但朝鮮與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有什麼關係呢?幾乎沒有。

由於最初的入世協議被政治性的重新解釋所取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戴維•馬爾帕並無更多信譽可言,他在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前對次級債券作出樂觀預測,因而臭名昭著。作為貝爾斯登前任首席經濟學家,正是他們的違約才促成2008年的全球性危機。

人們難免有這樣的印象,那就是華盛頓對WTO的“重新解釋”違反了中國真心簽署的入世協議。在北京,這被認為是無效、不公和錯誤的。在國際上,它也會損害美國作為負責任國際利益攸關方的信譽。

這種肆無忌憚的單邊行動可能引起重大的全球貿易危機,一如美國的1930關稅法。只不過,今天接踵而來的全球大蕭條惡果將遠甚於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