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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道格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
  • 陳懋修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非駐會研究員

「一帶一路」:與中國和亞洲合作的新願景

2017-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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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中,中國的地位從未像今天這樣被關注,這樣引起爭議。在美國貿易問題和美國對東亞及其他地區的聯盟承諾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措辭和政策忽冷忽熱,這只會在國際秩序高度不確定的當下突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樂見其成,他宣布,中國準備作為全球化和經濟發展的護衛者填補美國領導力的空缺。隨着中國主辦國際峰會宣傳其“一帶一路”倡議的好處,上述反差和爭議再次充分地顯現出來。

然而,在對中國全球角色的改變特別是對“一帶一路”進行大肆渲染的背後,存在着一個重要卻沒有答案的問題:美國在更大範圍內重塑與中國和亞洲關係的長期戰略是什麼?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外交政策舒適區越來越與“一帶一路”等促進經濟“發展”的機構與倡議相關聯,美國必須制定出一個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戰略,來塑造東亞地區的貿易、投資和多邊經濟治理。

為解決這些重要問題,我們最近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了解在一系列問題領域和問題地區,中國到底是一個規則制定者,還是一個規則接受者?基本上可以確定的結論是,在現有國際秩序的許多重要方面,中國實際上更是一個規則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但顯而易見的是,中國的主要目的不是直接徹底推翻治理現有貿易和主權國家關係的國際規則。不過,其外交政策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那就是要以符合中國新地位、符合它所認為的國際權力結構變化的方式,積極打造中國的經濟和安全環境。特別是對包括東南亞和中亞國家在內的鄰國,中國正積極謀求通過“一帶一路”等各種方式,按照其自身的利益影響商業和地緣政治格局。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退出TPP這類東亞貿易倡議並質疑對這一地區的聯盟承諾,就與中國積極主動的(許多人認為是自大武斷的)地區與安全政策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果中國並不尋求或者沒有能力取代美國成為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領導者,那麼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就是如何重塑與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關係,既適應中國的新地位和外交激進政策,也拿出策略確定美國在一個密切關注美中兩國動向的複雜而充滿變數的地區扮演什麼角色。

一個出發點就是,在區域經濟發展和經濟治理這類關係到經濟機會與公共產品的重要問題上,重新考慮美國與中國及亞洲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特別是退出TPP後,美國不能對地區的諸多經濟挑戰和機遇含糊不決,更何況中國正在大力推進亞投行等高調機構和“一帶一路”這樣的區域貿易發展計劃。奧巴馬政府對亞投行錯誤的敵意,可以並且應該得到糾正,美國應表示願意在該組織中發揮作用。雖然中國宣布“一帶一路”將是中國迄今在提供地區公共產品方面最重要的貢獻,但它也公開申明該倡議並非中國的“馬歇爾計劃”。

對美中兩國來說,解決這些問題和潛在誤解的一個場合就是最近重新確立的“全方位對話”,它取代了日益浮誇低效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為了切實緩解不斷加劇的戰略對抗,雙方領導人必須付出真誠努力,商討中國主導的開發機構和倡議當中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以及經濟、地緣政治與安全上的共通之處。

但美國不應把經濟發展的重要戰場——包括交通運輸、能源基礎設施和更廣的區域經濟治理——拱手讓給中國的倡議。相反,美國必須設法在亞投行這類多邊機構和“一帶一路”這樣的開放式計劃中與中國積極合作。在更大範圍內,美國應力求發揮領導作用,幫助東亞地區建立一個有合作而透明架構的升級版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大小國家提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