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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WTO的救命索?

2017-03-31

中國去年12月慶祝加入世貿組織(WTO)15周年。中國官員曾為加入WTO進行了將近15年的談判,無論從哪方面說,他們的努力都獲得回報。本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在更加一體化的全球經濟中作用擴大,它的出口增長了近十倍。WTO成員資格也讓北京受到嚴格監督,其他成員國的多起投訴可能帶來報復性結果——在18個已完結的訴華案中,只有兩個對投訴方不利。不過在實踐中,北京還是能排除萬難,遵守WTO絕大多數裁定,同時利用其成員資格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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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指出,中國遵守WTO仲裁判決的模式雖然在技術上是真實的,但卻很少與其政策目標相抵觸。他以稀土礦出口限制和風能補貼為例,說明早在中國輸掉官司之前,它就已經取得了預期成果。而在其他例子中,比如2012年判定中國在國內市場不公平地排擠外國的支付服務,中國即使服從判決,市場也沒有出現任何明顯變化。而北京遵守WTO法律框架還是得大於失。

特朗普政府對包括WTO在內的全球性機構並無好感。被提名美國貿易代表的羅伯特·萊特希澤曾批評WTO約束了美國決策者。作為一向就外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替美國各種產業進行申辯的一名貿易律師,萊特希澤現在的位置可以影響制度改變,或至少取締WTO的權威性。途徑之一,是在確定現有案件積壓會讓仲裁拖上好幾年的情況下,採取公然的阻止行動。而萊特希澤過去曾暗示,一個不合作的WTO不值得留戀。2007年在與卡托研究所的丹尼爾·埃肯森進行的一次辯論中,萊特希澤的結論是讓WTO堅持司法能動性的唯一答案就是“達成更改協議的共識,或者乾脆退出這一體系”。

WTO在全球貿易中作用的削弱,意味着無論是否徵收關稅,中國的出口都會有麻煩。投資商在考慮他們的製造業供應鏈時不僅對價格敏感,也厭惡風險。聯邦儲備委員會經濟學家賈斯汀·皮爾斯和耶魯管理學院教授彼得·肖特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中揭示了本世紀初風險厭惡情緒對中國出口增長的重要意義。他們發現,雖然關稅保持不變,但有關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2000年美中關係法案的通過,緩解了人們對未來關稅上調的擔憂。因此,中國在雙邊貿易中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法律法則的變化,而不是政策的變化。

2000年美中關係法給美國產業帶來的後果——首先是有可能面臨關稅上調的領域減少了就業機會——超出了美國當代立法者的理解範圍。事後看,從直觀上說,保持現有低關稅不變,以及為中國加入WTO大開方便之門,或許導致更的高風險和更長期的投資,從而讓美國的產業承壓。同樣直觀的,也許還有當前的憂慮。不受約束的、更難加預測的貿易關係,將給旨在建立全球供應鏈的投資增添新風險。既然WTO和其他權力機構無法保證利潤率,那麼,還值不值得把資金投入基礎建設,以便從十個不同國家採購計算機零件,設法節約哪怕是1%的成本?在強制性貿易規則缺失的情況下,供應鏈風險與地理上的複雜性是成正比的。

就中國來說,中國製造業成功從生產低成本產品轉向生產更加資本密集型的中間產品,但這一事實使供應鏈無法擴張的根本性危險進一步加劇。從廉價產品升級到高技術元器件,固然給中國帶來了收入更高的工作,但相關供應鏈的風險也更大。即使有一點點爆發無節制貿易戰的跡象,蘋果在考慮保持或擴大其在華iPhone組裝的時候也會三思,因為這對高價值、高產量產品供應鏈的衝擊將是災難性的,為防萬一很值得把生產遷往別處。

鑒於以上問題,北京支持維護全球貿易現狀是明智的。這也許意味着它會對未來的仲裁作出認真回應,會進一步向WTO貢獻其領導力,或努力推進“環境產品貿易協議”一類的倡議。不過,這些行動都無法對抗特朗普政府和羅伯特·萊特希澤有可能單方面給中國出口產業造成的潛在損失。縱然沒有新的貿易摩擦或新關稅,中國可能也在不久的未來給自己製造麻煩。嚴格的網絡安全法將遏制專有數據的流動,而這是全球貿易中快速增長的部分。尤其是,中國的數據本土化規定會妨礙近年湧現的全球數據供應鏈無縫運作。

習近平主席曾經表達維護和發展世界秩序的願望。中國目前對WTO的立場也許與特朗普的白宮正相反,它表明習近平更是一位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空想家。中國在對美、對歐貿易上取得的成功,不止在於貿易壁壘的相對高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共同體當中可靠的一員。維護該共同體的完整性,讓別國記住它的有效性,這一艱巨任務如今落在了中國肩上。如果習直面挑戰,阻止了全球貿易崩潰,那麼獲益的將遠遠不止是中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