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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如何處理數字貿易

201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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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4日的講話中,美國總統特朗普闡明了他的貿易政策策略。美國將開展雙邊而非區域或多邊協定談判,將偏愛美國的生產商而非市場力量。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意味着美國這個長期以來致力於通過達成貿易協定減少全球貿易壁壘的世界領導者出現了徹底轉變。

總統專註於雙邊主義不僅僅損害了美國的國際信譽。雙邊談判十分耗時,需要大量談判資源,即使“成功”,企業面臨相互衝突的規則也很難撈到好處。雙邊貿易談判對於跨境信息流動治理規則談判更是全然無用。畢竟,互聯網作為促進信息流動的平台,從打設計出來就是通用、開放和全球性的,因此監管信息流動貿易的規則體系也必須是全球性的。然而構建這一規則體系的全球性談判進展甚微。

像美國一樣,中國領導人對貿易的說法也不一致,這種不一致特別體現在數字貿易,即通過互聯網提供商品和服務上。3月2日,中國政府發佈首份關於網絡政策的白皮書,主張“國家間應該相互尊重自主選擇網絡發展道路、網絡管理模式、互聯網公共政策和平等參與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不搞網絡霸權,不干涉他國內政,不從事、縱容或支持危害他國國家安全的網絡活動”。在說到政策的時候,中國官員王建朝堅持妄稱“中國互聯網是完全開放的,中國政府依法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政府白皮書中也闡述了其貿易政策,“中國推動制定完善的網絡空間貿易規則,促進各國相關政策的有效協調。保護知識產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形成世界網絡大市場,促進全球網絡經濟的繁榮發展”。然而,“中國將推動並支持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聯合製造、金融、信息通信等領域企業率先走出去”。簡單說就是,中國在尊重全球通用網絡平台的同時,仍決定扶持它的數字企業。

但並非所有中國官員都認同白皮書的觀點。3月4日,羅富和就為中國互聯網政策描繪了全然不同的圖景。中國議會最高諮詢機構——全國政協的這位副主席認為,中國龐雜的互聯網審查制度正在損害中國的經濟和科學進步,妨礙外國投資。他表示,政府採取的政策使在中國的個人更難上網或越過防火牆。例如就在兩個月前,中國政府發起了為期14個月的全國運動,打擊非法網絡連接,包括打擊讓用戶翻越聲名狼藉的“長城防火牆”的VPN服務。

事實上,如果中國和美國想通過互聯網繁榮引領增長,這兩個貿易大國就必須尋找跨境信息流動管理規則的共同立場。信息流動推動着點子、服務、數據和其他產品的貿易,企業依靠這些流動進入並管理市場、培養供應鏈、實現在全球的交易,個人依靠這些信息流動與家人、朋友、同事聯繫並藉以進入市場。這些流動是數字貿易的基礎。

據WTO統計,數字貿易是世界貿易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2014年,全球商品交易中約有12%是通過亞馬遜、阿里巴巴、eBay等電子商務平台進行的。此外,信息貿易還促進了教育和科技進步。任何能上網的人都可以學習世界最負盛名大學的課程,學習計算機代碼或新語言,或搜索信息。跨境信息流動還為個人創造了改善生計的新手段,無論是為Lyft或Uber開車,為Airbnb提供出租房屋,還是在亞馬遜的Mechanical Turk這類全球性任務網站尋找兼職工作。

數字貿易對美中兩國尤為重要。按市值計算的十大互聯網公司中,有六家總部在美國,四家總部在中國。接下去的九家當中,三家總部在中國,一家在日本,其他五家在美國。這些公司在全球運營,不斷創新,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夥伴。一些美國或中國公司是從更老或更大公司起步並剝離出來的,它們經營的獲益者不僅僅是它們的股東。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估計,大約75%的經濟增長來自於互聯網與傳統產業公司如鋼鐵、化工或紡織的結合。這些傳統產業利用這些技術變得更具競爭力,並得以聯繫世界各地市場的新客戶。

鑒於這種相互依存的廣泛經濟與社會影響,以及互聯網治理的潛在後果,我們認為,美中兩國應該就數字貿易達成一個特殊的部門協議。政策制定者可以以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談成的雙邊網絡協議為基礎。兩國可以邀請他國加入有關建立數字自貿區的談判,談判包括充分保護隱私(中方表示同意)、獲取信息及知識產權保護。該協議還應包括默認內容,即鼓勵用更強有力的信息流動規則限制數字貿易保護主義,以及隱私、國家安全和公共道德享有例外。成為規則制定者而不是規則接受者對兩國都有益,也與兩國在貿易和網絡方面的影響力相稱。況且,通過努力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兩國可以實現多重目標:保持互聯網的全球共享資源角色、維護兩國數字企業的競爭地位、建立信任。同時發出信號,說明在特朗普時代,國家之間依然能夠找到發展貿易的共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