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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軍紅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G20峰會後的中日韓關係展望

2016-10-03

在中國主持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會見了韓國總統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由此,一度僵持的中韓、中日關係呈現緩和契機。但鑒於懸案未了,今後中日韓之間的關係怎麼走,仍將對地區格局有關鍵性影響,故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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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關係相對單純,且保持着長期穩定而緊密的基調,但近期因韓方決定部署美軍陸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薩德)而出現龜裂跡象。就在G20峰會之際,朝鮮繼不久前完成海基潛射試驗後,又搞新版核試驗,向著核冒險步步逼近,偏離無核化目標越來越遠。對此,聯合國安理會推出緊急制裁案,反映各方對威脅有共識。面對共同的威脅及對威脅的一致認識,中韓關係的容許度漸寬,緩和的可能條件增多,經濟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上升。

儘管中韓貿易和投資彼此都不是最大,但對雙方經濟發展都最為關鍵。韓國經濟和韓國資本離不開中國經濟和市場的巨大規模;而中國產業及其分工體系的良好運轉,不可能在韓國因素缺失的條件下不受到負面影響。我們無法忽略的是,2011年3月東日本大地震後,原本密集於日本東部的化工、半導體等零部件產業開始向韓國、台灣轉移,迅速與中國大陸形成了新的地區產業分工格局。這是推動中韓貿易擴大、近期超過中日貿易且中韓投資緊密的結構動因。

事實上,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當初亞洲最大的集裝箱港神戶港受地震影響,物流分散到韓國釜山港,加之歷屆韓國政府積極提供稅收和補貼政策,擴張釜山港集裝箱集運地位。如今,釜山港成為東亞對北美口岸集裝箱貿易的最主要經停港,約八成集裝箱船要經由該港才能駛向北美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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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釜山港

如果從“海上絲綢之路”角度看,釜山港堪稱中國、東亞對美貿易的經由港,同時也是對歐貿易的始發港。儘管,日本政府近年大搞“國際戰略港”計劃,欲重振聯繫美歐兩大市場樞紐港地位,但畢竟街亭已丟,大勢不再。從這個意義上看,中韓自貿協定先行啟動自然有其結構性基礎,中韓關係率先緩和自然也有其結構性理由。

中日矛盾自然不是千古不變。實際上,後金融危機時代,安倍外交面臨要解決三大國關係的難題,即對中、美、俄外交,同時也須處理好對東盟、印度及中東和非洲關係。表面看,安倍在對華關係上似乎難題最多,懸案也最多,解決難度最大,以至於上台近四年尚未實現對華國事訪問。2016年是安倍當年破冰之旅10周年之際,2017年又時值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若不能在今年內實現正式訪華,將是“安倍外交”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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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

從外部環境看,美國經濟面臨轉折點,日美經濟貿易矛盾、金融匯率政策矛盾都開始浮出水面,而基於美國政治需要的所謂“共同的安全威脅”漸漸退潮。尤其是,每每在G20峰會前,奧巴馬總會一以貫之地上演一出安全鬧劇干擾議題,阻止討論美元體制,而今年卻玩的灰溜溜的。在此,需要做一點解釋:2008年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提議召開20峰會的主要動議就是針對美元體制,認為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體制失靈,主張應在G20上重建國際貨幣體制。這是美國最擔心的,也是最無奈的。或許正因為這個原因,直到2011年才輪到法國主持G20峰會。而在整個籌備過程中,美國提早催開了“茉莉花”,讓薩科齊早早迎來了“阿拉伯之春”,陷入無盡的北非困局,無暇籌備動搖美元體制的腳本。

南海仲裁鬧劇如出一轍。但杭州峰會高舉發展大旗,主張活力、創新、包容,以道家之大空,太極之懷柔,破解了美日圍攻。儘管,近日美日防長聲稱將在南海聯合巡航,但各自急於進入中國市場的心思已難以掩藏。

中國有三大市場,讓美日爭先恐後,不惜相互使絆。一是個人消費市場,包括出國游;二是互聯網+為主的產業4.0市場,包括“金融技術”投資;三是環保市場,包括汽車和電力兩大主力產業市場。這三大市場看似簡單,但深層伴隨活力、創新和包容,因而具有巨大的時代利益。而其前提是且必須是政治緩和、政治互信和政治互動,由此方能形成超越WTO、TPP和自貿協定的市場規則和國際標準。這是以月計算的今後中日關係的前途,也必將是安倍不得不在年內考慮的如何避免美國時隔40年再搞一次“越頂外交”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