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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世儉 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對當前國際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幾點建議

2016-06-16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重創美國和西歐,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總量的佔比迅速上升。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信息部2015年6月23日提供的信息,2014年,西方七國集團經濟總量36萬億美元,從十年前佔世界經濟比重65%下降到46.6%,而金磚五國當年經濟總量17.1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比重從8%上升到22.12%。美國與西歐不得不順應這一重大變化,將世界經濟管理體製作重大調整,從原來由西方七國集團討論和決定世界經濟政策擴大至20國集團。20國集團經濟總量佔到全球經濟的80%左右,對世界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這大大提高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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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國集團體制從2008年11月15日由部長級提升至政府首腦級別,至今已歷時八年,但尚未設立常設機構。筆者建議,應為20國集團設立秘書處,為20國集團首腦和部長們提供更多的諮詢和信息服務,擴大20國集團的影響。

20國集團會議要多務實少務虛。要吸取APEC的教訓。2005年在韓國濟州島的APEC國際貿易論壇上,美國APEC高官曾對筆者說,APEC是一個“茶館”,是空談加服裝秀,從未達成過什麼實質性的協議。可取之處是它給各國政府首腦提供了一個非正式會談的平台。

國際金融機構也作了一些改革。2015年4月25日,世界銀行董事會通過改革方案。股權份額分配如下:1、美國15.85%;2、日本6.84%;3、中國從2.77%上調到4.42%(第六位升到第三位);4、德國4.0%;5、英國和法國各3.75%。2016年1月27日,IMF宣布2010年股權份額改革方案生效。中國從第六大股東變為第三大股東,股權份額由3.996%升至6.394%。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躋身股東前十名。金磚五國總份額達到14.7%,但尚未達到15%的否決權水平。

以上改革很重要,但兩者執行的都是2010年改革方案。這些本應在2011年實施的方案,被美國國會毫無道理地拖了五年之久。殊不知,這五年世界經濟發生了多大變化。以中國、日本的經濟總量為例。2010年中國GDP為5.88萬億美元,日本5.46萬億美元,旗鼓基本相當。而到2014年,中國的GDP為10.38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13.43%,日本為4.61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5.97%,日本GDP僅相當於中國有44.41%,連一半都不到。不難看出,到2016年日本在國際金融機構股權份額仍然大大高於中國是多麼明顯的不合理!多年以來,世界銀行和IMF股權份額是五年一調整,2016年執行的是2010年的股權改革方案,是多麼的荒唐和離譜!所以在杭州峰會上,中國將聯合金磚國家提議國際金融機構立即着手下一輪改革方案的討論,爭取2017年達成協議,2018年實施新的股權份額,進一步提高金磚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所佔股權份額,以便在世界金融改革與管理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使中國在這兩個金融機構中的股權份額位居第二,與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基本一致。

世界貿易管理體制也應該進行改革。關貿總協定成立於1947年,當時只有美歐為主的23個成員,被前蘇聯稱為 “富國俱樂部”。1995年初轉變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到2015年底擴大到162個成員(34個發達成員和128個發展中成員),其中發展中國家佔79%。其規則是,不論大小,出口額不論多寡,一個成員一票,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實行協商一致的規則。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成員都擁有否決權。這樣一來,就致使一些議案議而不決、長期扯皮。最著名的例子是,2013年12月初,在印尼巴厘島會議上,幾個貿易小國阻擋了有利於佔世界貿易額98%的160多個成員的多哈回合貿易便利法的通過。後經中國多方努力,才得以讓這幾個貿易小國高抬貴手通過了貿易便利法案。2001年啟動的多和發展回合至今已歷時15年,雖經過多方艱苦努力,解決了貿易便利法案和信息化產品減免關稅法案,但多哈回合至今未能完成。這使國際貿易界人士普遍對WTO失去了希望,相反區域貿易合作蓬勃發展,大有架空WTO之勢。其中最突出的,是奧巴馬發起的TPP和TTIP兩洋經濟合作區。這些突顯了WTO運行機制再不改革確有被架空和擠垮的趨勢。

WTO如何改革?筆者建議在其框架內設國際貿易理事會。原則是,由佔世界貿易額1%以上國家組成常設理事會,此項原則是參照當年IMF設立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組成原則。1969年成立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包含16種貨幣,這16種貨幣由過去五年在世界商品及勞務出口中使用率佔1%以上的貨幣組成。

根據WTO統計,2014年貨物出口額佔1%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有26個,其中亞洲11個、歐洲10個、北美洲2個、拉丁美洲2個、澳洲1個。上述26個國家和地區的出口額占當年世界總出口額的78.6%。若考慮地區代表性,補充非洲2個名額(南非和埃及或尼日利亞),共計28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發達國家13個,發展中國家15個,出口額佔世界出口總額近80%。這與20國集團佔世界經濟總量80%基本持平,實現了普遍代表性原則。重大世界貿易問題,先在WTO國際貿易理事會的28個理事中討論,基本達成協議後再徵求其餘134個成員的意見,進行修改和補充。這樣的體制將大大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和協議的達成,從而激發WTO的活力,服務和管理世界貿易,促進和拉動世界經濟的增長。另據WTO今年4月7日發表數據,2015年貨物出口額佔全球1%以上的國家和地區有28個,其中亞洲12個、歐洲11個、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各2個、澳洲1個。上述28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額佔82.2%。若加上2個非洲國家,那麼出口額將佔83%。其中,發展中國家17個,發達國家13個,布局更趨合理。

2008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和西歐的經濟,使美國和西方經濟傷了元氣。面對這次罕見的金融危機,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大力推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舉行了一場印鈔大比賽。美聯儲積極推行了三批量化寬鬆政策,從2008年11月到2014年10月底共超印了3.963萬億美元的鈔票,2009年至2014年美國財政部發行了7.4萬億美元的國債,兩者相加達到11.4萬億美元(超過了2015年中國11.03萬億美元GDP的規模)。不少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嘲諷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是坐在直升飛機上撒錢的人。此外,伯南克還推行了超低利息政策刺激經濟。

歐洲央行也大力推行歐版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2012年9月6日,歐洲央行宣布無限量購買成員國國債,大大減緩了對重債國的壓力。拿什麼來購買各國的國債,自然是用歐元。大批的歐元從哪來?天上掉不下來,只有打開印鈔機,一天三班倒的加印。

日本央行宣布推行超級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致使日元大幅度貶值。

到2014年10月29日,美聯儲停止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2015年12月18日宣布加息0.25%。而歐洲和日本一直堅持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在2015年,日本央行在2016年初竟然宣布實施負利率政策,用以刺激疲弱的經濟。

現在西方世界美國經濟之所以一枝獨秀,是因為除了美聯儲大力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外,奧巴馬總統從2009年初上台以來強力推行重新工業化的政策,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增加就業,促使產業結構調整。而歐洲和日本則沒有調整產業結構,一味地印鈔票,實施低匯率、低利率,甚至走到了負利率,致使經濟長期疲弱。歐元區出現了二次衰退,日本出現了三次衰退,日本的央行已經走到黔驢技窮、走投無路的境地。

2015年11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20國峰會上說:“回顧上世紀幾次大的全球性經濟危機, 各國應對手段的失誤通常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各國分別採取一些財政貨幣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市場和扭轉頹勢的作用。現在看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複雜程度遠超以往,解決起來需要綜合施策,絕非一日之功。” 1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說:“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2016年2月26日,李克強總理在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的視頻講話中說:“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實踐證明,靠量化寬鬆政策難以衝破制約增長的結構性障礙,也可能帶來較多的負外部效應,着力點還是應該放在推進結構性改革上。在這方面,各國的情況和做法有所不同,總的方嚮應該是支持創新,放鬆管制,鼓勵競爭,擴大開放,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

實際上,經歷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之後,全世界經濟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最近幾年這個問題日益嚴重,一個最有力的證明是世界貿易量的增長。根據WTO的統計,1993年到2013年世界貿易量年均增長5.3%,但從2012年至2016年世界貿易增長連續五年低於3%,低於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這是一個十分反常的現象。2015年全球出口額只有16.48萬億美元,比2014年的19萬億美元下降了13.2%。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針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針,2016年1月5日又全面詳細地論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筆者認為,這一經濟理論也適用於全世界。因此筆者建議中國領導人要充分利用今年秋天在杭州舉辦20國集團峰會的機會,亮明旗幟,全面闡述改變世界經濟持續低速增長,推動世界經濟較快發展的良策。

令人高興的是,中國領導人的觀點正在被西方有識之士接受。2016年4月20日,法國《費加羅報》報道,IMF總裁拉加德表示,當今全球經濟之所以增長緩慢而且十分脆弱,主要是與2008年到2009年那場金融危機有關,一些國家未能處置好危機所留下的傷痕,尤其是銀行大量的壞賬至今留在其資債表當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實施,這是發達國家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她表示,在影響經濟的另外兩個因素上,即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府過於謹小慎微。在我們看來,光靠貨幣政策的拉動無法支撐經濟迅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