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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予G20杭州峰會更大期望

2015-12-17

幾星期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土耳其宣布,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將於2016年9月在杭州舉辦20國集團(G20)峰會,峰會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一主題恰好與G20為實現包容與協調增長而推動全球創新增長、完善經濟與金融治理、刺激國際貿易與投資所作的長期努力相吻合。隨着中國擔當主席國,G20處在了從“救火隊”轉變為解決世界經濟長期結構缺陷的全球機制的歷史節點。人們自然對中國朝正確方向引領G20和世界經濟抱有更大期許。那麼,最重要的期望是什麼?中國應該怎樣做才不負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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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會選擇這一主題?

大致而言這一選擇有三個背景原因:

一、雖然世界經濟已或多或少走出金融危機,但經濟復蘇緩慢,表現令人失望,缺少顯而易見的新驅動力。

二、全球治理改革沒有進展,國際經濟與貿易規則制定混亂,至少令人十分困惑。

三、G20對此感到無能為力,或者說G20在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上被捆住了手腳。

而且,計劃中的G20杭州峰會主題,看起來“對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布的中國新發展戰略,即在2016到2020年期間在中國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經濟”。

G20成員國正在努力落實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確定的到2018年使GDP額外增長2%的目標。與此同時,它們還在全力應對氣候變化、地緣政治熱點問題、貧富差距擴大以及越來越多的恐怖襲擊。由於G20創造着全球80%以上的GDP,可以說,世界的未來掌握在G20手中。

G20杭州峰會的成功取決於三個關鍵問題能否取得進展:

一、引領世界經濟朝創新與合作方向發展;

二、解決G20隻是清談館、而無法落實歷次峰會決定這一棘手問題;

三、改革全球治理架構,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大的決策發言權。

要取得進展,最根本的是要認清世界經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正如習近平主席在G20土耳其峰會所指出的,必須有一個針對結構和機制的治療方案: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失去動能,傳統經濟增長模式和與之配套的體制的潛能趨於消退,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成為常態,為糾正這種失衡,需要進行徹底的再調整。這是對全球治理與世界經濟發展戰略缺陷的恰如其分的戰略評估。世界貿易從2008年時的增長7%,放緩到如今增長3%,就是對這一現實的印證。

從國別角度看,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有像樣經濟復蘇的國家,GDP年增長率達到2-3%,失業率降到5%以下。由於美聯儲即將加息以及美元走強,指望美國像金融危機之前那樣引領全球經濟是不現實的。歐元區深陷債務泥潭,仍在為擺脫金融危機陰影苦苦掙扎。日本依然無望地處在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的不景氣當中。

由於全球經濟問題是系統性的、結構性的,新興經濟體雖然GDP平均增速快於發達國家,但情況並沒有更好。特別是資源出口國,大宗商品價格近年不斷下跌加劇了它們的經濟困難,而美元升值使其前景更加黯淡。因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必須協調宏觀政策,共同努力,才能推動世界經濟增長。G20在設計全球增長路徑時,必須對已經變化了的形勢有所認識。

那麼,對中國2016年成功舉辦峰會並發揮主席國作用,人們期待什麼?

首先,中國有望帶領G20成員國更好地協調宏觀經濟和金融政策。隨着相互依存的加深,全球經濟共同體已經成為現實,沒有哪個國家能指望靠自己單幹。在各經濟體全力應對金融危機的頭幾年,“同舟共濟”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示。不幸的是,在危機基本結束的今天這種精神不復存在。

G20必須讓自己從危機管理“救火隊”,轉變成為金融、財政管理和貨幣措施的政策協調機制。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的定期磋商應該強而有效,並被授權有強制力。這就要求G20成員國,特別是那些有世界主要儲備貨幣地位的成員國在表達和實施其貨幣政策時公開、透明,以避免政策的“負面溢出”。例如,美聯儲就應該通過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或其他類似機構,與其他主要央行和全球金融中心更好地進行溝通。

其次,中國將向世界表明,全球經濟增長要以創新為基礎,確立諸如新技術、“互聯網+”、新產品、新能源等新增長引擎和驅動力,以吸引新客戶或再創新消費。這裡的關鍵詞是創新。無論推動增長所需要的動力是什麼,都必須來自創新。如果我們繼續在經濟戰略上墨守成規,那將一事無成。新的產業化已經在我們身邊發生,我們不能被那些冥頑不化的“慣性”蒙住雙眼。

市場在確定資源分配方面必須發揮決定性作用,而政府應該實施必要的管控與調節,以使“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各自發揮作用並形成互補。

在這方面,商業領袖參與G20峰會及峰會相關活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應儘早進行必要的準備。

在尋求和轉向新增長的過程中,應該避免兩個可能的陷阱,即資本和就業陷阱。相當多拉美和亞洲經濟體正是在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時深陷其中。

這兩個陷阱實際上是什麼?“資本陷阱”指的是工業化初級階段結束後,產業升級所需要的資本持續短缺,國民儲蓄被用來當作勞動力和製成品出口來源。“就業陷阱”指的是無法解決低端製造業或加工業釋放的剩餘勞動力的再就業。中國跨越這兩個陷阱的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學習,但中國也具備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一些優勢,即中國並不是一個資源出口國,其國內經濟相當不平均,服務業擴張迅速並吸納了大量非技術型剩餘工人。

第三,中國有望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發揮帶頭作用。這裡包括兩點,

一是要改革由IMF、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支撐的經濟治理架構,使其更合理、更有效、更公正。如果能夠現實這一點,該治理體系就將成為落實G20領導人決定的可靠工具,從而解決G20“決而不行”的問題。

二是要擺脫“華盛頓共識”所示範的過時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全球經濟失衡是實際存在的,但它並不是某個國家或某個新興經濟體組織的過錯,而是長期遵循落後模式的結果。這種模式建立在漏洞百出的體系之上。這就要求對整個體系進行改革創新,而不是只給它打幾個補丁。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帶一路”並非僅僅着眼於中國的增長,它是一個廣泛的區域發展和跨區域發展理念。它是一種增長模式,旨在解決現有的全球失衡問題。在“一帶一路”構想下中國發起了兩個行動:建立亞投行和進行國際產能合作。後者包括把中國的過剩產能轉移到合適的國家,幫助推動它們的工業化進程。

由於G20峰會要同時解決若干重要問題,而新的世界經濟增長戰略必然涉及諸多領域,因此最好設立若干由政府官員和專家組成的工作組,每個工作組承擔一項具體任務,並由一個G20成員國來帶領。

簡言之,中國新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經濟增長發展戰略與G20杭州峰會主題一樣,都表明一個新的世界經濟增長戰略正在成型。相關努力將集中在四個方面:創新、改善全球治理、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以及包容與協調發展。如果G20成員國能像2008-2009年最初擊退金融危機那樣通力合作,那麼,巨大的期望就會產生出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