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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斯蒂芬·羅奇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

經濟政策大轉向

2015-05-12

世界經濟正陷入一種危險的錯覺。由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經濟大繁榮被一場更大的經濟蕭條取代,決策者想利用過時的金融工程工具重新恢復他們的魔法。為此,他們把已經失衡的全球經濟變成了現代經濟政策史上最大的實驗場,並相信這個實驗可控。再沒有什麼比這錯得更加離譜了。

日本二戰後的興衰已經向我們預示了結果。日本經濟崛起的增長奇蹟靠的是不可持續的壓低日元匯率。1985年,歐洲和美國利用廣場協議向這種重商主義行為發起挑戰。作為回應,日本銀行採取了激進的貨幣寬鬆政策,從而製造出巨大的資產和信貸泡沫。

接下來的事件眾所周知。泡沫破裂,重創失衡的日本經濟。隨着生產力惡化(泡沫期間這一現象被掩蓋),日本根本無法實現有意義的復蘇。事實上,由於不能或不願進行亟需的結構改革,日本至今仍在與失衡作鬥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制訂的經濟復蘇戰略,即所謂的“安倍經濟學”,其中的“第三支箭”就是進行結構改革。

儘管日本的辦法一敗塗地,但在世界其他地方,貨幣政策仍被用來對付結構性問題。2002年美聯儲經濟學家發表論文為這一政策定調,使之成為艾倫·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執掌美聯儲時期美國宏觀經濟穩定政策的藍本。

這篇論文的核心前提,是日本貨幣財政當局的主要錯誤在於行動不夠果敢。而泡沫和結構性失衡並沒有被看成是問題。論文作者們認為,如果決策者更迅速而強有力地轉向推行刺激政策,日本在“失去的十年”里的增長疲軟和通貨緊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情況並不那麼簡單。美國經濟決策者把這種強調速度與力度的政策稱為“巨型火箭筒”。事實上,這種政策導致了“日本病”的潛在變異。量化寬鬆(QE)政策注入的流動性,把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從利率轉向了資產市場和貨幣市場。當然這種做法被認為是必要的,因為央行已經把基準政策利率降到嚇人的“零界”。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擁護者認為,所有這一切並不可怕。央行用傳統手段無法實現的目標,現在可以通過迂迴手段來實現,比如利用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或者是通過貨幣貶值來獲得競爭優勢。

錯覺就是這麼產生的。實際上,財富和貨幣效應不僅沒能刺激後危機時期的經濟體出現有意義的復蘇,反而誘發了新的破壞性失衡,從而使全球經濟面臨陷入一連串危機的威脅。

就拿採用了復蘇新處方的典型國家美國來說,雖然美聯儲把它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從2008年底的不到1萬億美元擴張到2014年秋季的4.5萬億美元,同期的美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卻只增加了2.7萬億美元,其餘9000億美元流進金融市場,刺激美國股市上漲了兩倍。另一方面,實體經濟復蘇欠佳,實際GDP只增長了2.3%,比以往周期4.3%的標準增幅整整低了兩個百分點。

雖然美聯儲大規模注入流動性,那些在2008-2009年間經歷了最慘痛家庭資產損失的美國消費者至今仍然沒有復原。過去七年,美國實際個人消費支出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1.4%。不出所料的是,貨幣寬鬆政策產生的財富效應主要對富人起作用,因為股票大多集中在這些人手中。而困境中的中產階級所得到的好處可以說微不足道。

對此,反事實者常用“假如當初不這麼做事情會更糟”來反駁。真是這樣嗎?約瑟夫·熊彼特的著名論斷認為,基於市場的機制始終具有某種神奇的自愈能力。但在後危機時代,美國政府的救市以及美聯儲對資產價格的操縱完全阻礙了這一功能的發揮。

美國雖然表現欠佳但並沒有阻止其他國家仿效它的政策。相反,歐洲也忙着啟動量化寬鬆。甚至這種政策的濫觴之地日本也在採取新的密集式量化寬鬆政策。顯然,日本是希望從美國人眼裡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這種做法除了給單一經濟體帶來影響,還因為股市飆升和貨幣疲軟產生出更廣泛的系統性風險。隨着流動性過量注入的接力棒從一個央行傳遞到另一個央行,全球資產泡沫和競爭性貨幣貶值的風險不斷加大。但政客們自我感覺良好,這種錯覺使他們失去應對當下結構性挑戰的動力。

怎樣才能打破這個循環鏈?中國總理李克強最近在訪談中強調,答案就是下決心進行結構性改革,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戰略重點。所謂的中國經濟減速曾引起人們的一片絕望,但與發達經濟體領導人相比,中國領導人對宏觀經濟政策挑戰的看法似乎更現實、更富有建設性。

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政策被討論了個底朝天,但其中掩藏着災難性後果。依靠金融工程可以避開結構變革這個責任,但它絕不是獲得健康復蘇的良方。相反,它意味着會有更多的資產泡沫、金融危機和日本式的長期停滯。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Economic Policy Turned Inside Out(2015-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