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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犬」是普世概念么?

2016-07-12

一個普通人獲得超能力,打敗強大惡棍,拯救平民脫離苦海。數百萬美國黑人通過非暴力手段反抗《吉姆·克勞》法,最終迫使南方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政界邊緣人唐納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代表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們與腐化的政治當權者鬥爭。作為西方人,我們總是被諸如此類的故事所感動。來自底層的英雄排除萬難最終斬獲勝利的敘事一直吸引着我們。我們愛的就是敗犬。

我們或許認為這具有普世性,但在中國文化中,人們對於弱者的執着並不顯著。清華大學比較哲學教授、《中國模式:政治精英體制和民主的局限》作者貝淡寧在給衛報的一篇題為《為哥利亞歡呼》的文章中寫道,中國人在體育比賽中並不傾向於支持弱者。2008年歐洲杯時,當全世界大多數球迷都支持奪冠希望渺茫的西班牙隊時,中國球迷更傾向於選擇德國、意大利等傳統強隊。貝淡寧認為,把“敗犬(Underdog)”一詞包含的精妙語義翻譯成準確中文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麼西方這種被弱者吸引的傳統從何而來?為什麼我們如此在意受壓迫人們的苦難?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猶太-基督傳統以及《聖經》的影響,而《聖經》或許是自古以來最偉大的關於弱者的敘事。

《掀開聖經面紗》一書通過列舉考古學證據來檢驗《聖經》中記述的歷史事件的真實性。根據書中觀點,很多《聖經》中記述的早期事件,包括《出埃及記》、《士師記》、征服迦南和大衛王與所羅門王治下的強大國家等,很可能是事件發生很久以後——即公元前六世紀到七世紀間——編纂而成的神話。這些記述並非是對歷史事件的真實描述,而是為推動以色列人對日漸強大的外來勢力(如亞述、埃及以及後來的巴比倫等)的抵抗而發起的宣傳攻勢。

《出埃及記》、《士師記》以及征服迦南都是描述處於弱勢的少數群體為爭取獨立與主權而戰的故事。大衛王和所羅門王治下的強大以色列王國只是給人們描繪了一個未來世界的圖景。這些傳說旨在點燃希望並帶給人們取得最終勝利的信念,即只要追隨上帝旨意,上帝定會給予人們應許之地。

但是,要想建立一個反抗外來敵人的統一戰線,以色列人必須首先建立一個明確的種族和宗教身份認同。在以色列人大部分的歷史中,他們曾經信仰過不同神祗。但在大約公元前八世紀左右出現了一個日益激進的思想流派。他們認為耶和華應被當做唯一的神來信仰。正如《掀開聖經面紗》一書所說:“《聖經》作者為何對偶像崇拜如此困擾的原因顯而易見,因為這是無序社會多元化的標誌。外圍地區的部落首領按照各自的規則運行其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完全獨立於耶路撒冷的管理和控制。”(第4188頁)因此,崇拜耶和華作為唯一的神就是對社會多元化的抗拒和對創建單一宗教群體的支持。與此同時,與當地人通婚也被嚴令禁止,而這有助於強化種族認同。只有一個擁有統一種族和宗教認同的族群才能團結起來抵抗強大的外部佔領。通過這種方式,以色列人發展出一神概念以及崇拜單一神的唯一正確方式。

如果基督教被認為是對西方世界產生最大哲學影響力的教義,那麼儒教則對中國產生了相同的影響力。《聖經》強調信仰上帝只有唯一一種正確方式,而儒教則更強調多元化價值。在本月早些時候的見面中,貝淡寧教授告訴我,《論語》中最著名的一個理念即是“和而不同”。根據這一理念,君子應崇尚和諧而非“統一”或“一致”。他進而描述了儒家教義中用來解釋多元化價值的例子。只用一味調料做成的湯口味單一,但若加入其它調料,味道會變得更加豐富醇厚;樂器單獨演奏聽起來不免無趣,但若合奏,樂聲會變得更加悅耳動聽。貝淡寧教授解釋說:“儒教關於和諧的理念——這並非異乎尋常的觀點,因為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和而不同'——是對多元化的尊重,甚或是頌揚。”

貝淡寧認為,我們可以從東西方如何設計祭祀場所找到這種不同的證據。當我們拜訪崇尚一神論的宗教場所,如基督教堂、猶太教堂或伊斯蘭清真寺時,我們會發現這些建築全都明顯屬於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中國,人們經常會在一所寺院中發現來自其他信仰體系的影響。貝淡寧教授說:“因此,這種唯一論、唯一正確的方法、所有人都應當遵循這一方法的想法,事實上不僅對於儒教來說相當陌生,可以說對於中國思想或精神來說都相當陌生。”

孔子自身也很可能不會贊同少數族群自我封閉、堅持獨立的想法。中國哲學傳統支持的是“天下”這種概念,即天子接受天命治理天下。其他首領可能會掌管一些附屬國,但他們統治的正當性必須來自於天子授命,同時必須向其朝貢。少數族群只有接受這種統治體系才能被允許保留各自傳統免受中央政府干涉,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將被降格為二等身份。

如果考慮到受眾不同,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聖經》和儒教對於處理少數族群採取了不同方式。孔子希望可以對一個強大的天子施加影響從而幫助其一統天下。對於需要統治一個疆域極其廣大國家的帝王來說,孔子的這種做法可能更加明智。對於少數族群的壓迫可能會造成其反叛。相反,利用軟實力以期後者最終歸化是更優選擇。即便無法徹底歸化,少數族群也可以在帝國疆域內和平共處。歸化或和平共處或許正是公元前七世紀法老對於以色列人的希望。如果關於那段歷史的正統敘事可以被重寫,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建立在完全不同價值體系上的社會出現。然而,早期《聖經》故事是作為少數族群的以色列人奮起反抗的號角。對於他們來說,對抗和抵抗意味着獨立和統治自己疆域的權力。

因此,西方文明將少數與多數族群間的關係視作天然的衝突。西方人傾向於通過弱者的視角觀察世界。我們在《聖經》的故事中看到的是沉浸於爭取正義與獨立聖戰中的自己。就像《掀開聖經面紗》所總結的:“正如查理曼大帝的臣民將他視為征服者大衛王那樣去崇拜——正如奧斯曼蘇丹蘇萊曼將自己視為所羅門王智慧的化身——其他處於截然不同文化語境中的群體也會在自身的鬥爭與《聖經》中以色列人的鬥爭之間建立認同感。中世紀歐洲農民利用《希伯來聖經》中的形象和英雄作為戰鬥旗幟來發動天啟般的反抗。新英格蘭新教徒拓荒者甚至想像自己就是遊走在荒原之中的以色列人,正是他們在新發現的草原和森林中重建了應許之地撒冷、希伯倫、歌珊地和新迦南。”(第5348頁)

維護少數群體權利是美國創建整個民主架構的目標。美國的權力制衡、定期選舉和人權法案都是為了保護少數群體的權益不受多數人侵害而設計。

但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認為少數群體利益必然與多數群體利益相衝突,同時他們也不認同少數群體有分裂的需求。正如貝淡寧在《為哥利亞歡呼》中寫道:“一個肯定讓我那位參加過三次革命戰爭的中國岳父不快的方法,就是告訴他,我說法語的母親支持魁北克從加拿大獨立。'為什麼她會想要分裂國家?'他對此感到不解。更大才更好,難道不是么?” 貝淡寧說,中國人也同樣不關心西藏的獨立。“我目前還沒有遇到過一個為了讓少數族群享受自身生活方式而支持分裂國家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