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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外籍人士」

2016-03-03

過去,每當念及華人在美國的“移民經歷”,我都會想到電影《喜福會》。我會想到與孩子有文化隔閡的父母們,想到語言障礙,想到在陌生環境中聯合起來對抗偏見彼此扶持的緊密社團。我從未想過自己與這樣的社團有什麼共同之處。畢竟,我屬於美國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就在大約一年前,互聯網上出現了“外籍人士”與“移民”概念的爭論。有些人認為,“外籍人士”這個詞強化了白人特權,因為儘管它的意思基本上與“移民”一樣,但它只被用於白人。作為生活在中國的美國人,我一直向認為自己是一個外籍人士。但在讀完這些文章之後,我產生了疑問:我與美國的移民社團究竟有幾分共同之處?我有什麼可以與那些走在另一條路上的中國移民分享?

作為外國人在中國生活並非易事。有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深層的文化挑戰。我生活在一個與我的國家價值體系截然不同的社會,一個並不一定認同我的核心信念的社會。這種環境會讓人質疑自己的身份認同,它的發生與《喜福會》角色所面對的沒有什麼不同。

當我回家在洛杉磯放長假時,我決定走訪中國移民,看看他們的經歷是什麼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已經在美國很多年,與美國人或其他移民結了婚,有了孩子,做起了生意,開始擁有自己的事業。所有人英語都說得相當好。

我問他們在美國遇到了哪些挑戰?遇到的種族歧視有多嚴重?受到何種美國價值觀或習俗的困擾?是否糾結於美國人或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否擔心子女丟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

與我交談的大部分人,是在1978年中國開放後的第二波華人移民潮中來美國的。不同於19世紀末來美國修建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在加州淘金熱中挖金礦的第一波移民,近些年的中國移民技術與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如今,他們的收入與教育水平中位數超過了其他移民與非移民群體,他們比其他移民群體更有可能獲得公民身份。

和我交流的這些移民似乎過得很不錯。至少根據他們願意告訴我的來看,他們沒有遭受身份認同的巨大磨難和《喜福會》式的文化障礙。與我交談的一個留學女孩蘇菲·范(音譯,下同)告訴我,美國沒有什麼事情讓她真正感到意外。“有時候,我甚至沒覺得自己正在外國生活,”她說。曾經在法國呆過的海倫娜·張在回答我有關國家身份認同問題時表示:“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擁有一間髮廊的蔡女士說,她有不同種族與國籍的美國朋友。“我喜歡各種各樣的人,”她說。“都沒有關係,我和誰都能交朋友。”

也有一些抱怨。在洛杉磯西區執業的針灸師馬秀玲說,她的一位老年客人居然自己掏錢付治療費,而她成年兒子就在旁邊,這讓她感到吃驚。嫁給了一個有兩個孩子美國人的護士韓薇告訴我,她以前有個同事無緣無故對她十分冷淡。“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她指着自己的皮膚說,“可能是這個原因。”

但大多數人似乎沒有受到多少困擾。應該說,我只能接觸到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如今超過兩百萬中國移民住在美國,有超過兩百萬獨一無二的故事和經歷。我敢肯定有人會討厭住在美國,也有人從來沒學過英語。但就我交談過的這些人來說,他們似乎比我在中國認識的所有美國人都更容易融入當地。如果你問我那些在北京的外國朋友,有什麼是他們不喜歡的,他們能隨口列出來一里長的單子來。

那麼區別在哪裡?

我覺得一部分來說與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有關。據我在中國的那些亞裔美國朋友說,當他們告訴別人自己是美國人的時候,對方往往都不相信。有時人們會很詫異地問他們,為什麼中文講得這麼爛,甚至說他們是“差勁的中國人”,因為離開了“他們的”國家。

同時,我就一種很強烈的感覺,那就是,無論我中文有多好,無論我對中國文化有多深的了解,由於我的外表,我永遠不會被完全接受。在中國,種族與國籍緊密相關,這與美國迥然不同,美國有移民成為美國公民的傳統。然無論在法律層面還是在人們心中,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人。在中國,外國人永遠是“老外”。

在美國對移民的恐懼似乎在上升的時刻,這麼說可能有誤導。眼下的大選表明,美國並不是永遠歡迎外來者,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第一波華人移民潮隨着1882年的《排華法案》而終結,這一法案在此後60年里阻止中國勞工移民到美國。我們當然有仇外心理。我不是想遮掩我們的過錯,但我認為總體來說,我們比其他許多地方都更包容。

我認為,中國移民比美國人更好地融入當地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的特權性質。通過學習語言和文化融入美國社會,有實實在在的經濟上的誘因,但在中國並非如此。中國的年輕人都拚命想學英語,以便與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外界交流。在大城市,許多當地人都會說一些英語。而多數美國人來中國是教英語,或者是做並不需要具備漢語能力的特定工作。所以如果有人不想融入當地,那麼也真的不必去融入。

由於有文化差異和美國特權,美國“外籍人士”與中國“移民”出國在外的體驗有着本質的不同。不過,除了社會經濟因素,心態也是重要原因。我和在北京住了15年的美國人吉姆·格拉多維爾談過。他的中文仍然有限,但已經領養了兩個中國女兒,妻子也是中國人。我問中國有什麼令他感到困擾的,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來。“我非常幸運,”他說。他告訴我他曾經當過奧運火炬手。他在講述的時候,我不禁覺得他真是讓人難以置信地積極、樂觀。

他使我想起那些和我交談過的美籍華人,尤其那位將自己稱為“世界公民”的女孩。我相信這些是最終成功走過來的人。他們有着那麼強的適應能力與接受能力,你把他們放到任何地方,他們都會生生不息。他們是真正能夠留下來的人,而不是過幾年就收拾行李回家。他們鼓舞了我。我也希望自己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找到家的感覺,希望成為一個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