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戰爭爆發後，國內的國際政治觀察圈開始流行一種判斷：美國對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正在迅速瓦解，具體表現為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的政治獻金從“助選金”變成“競選負擔”，越來越多議員開始與親以政治網絡保持距離，對以政策頭一次從兩黨默契變成可以公開爭論的選舉議題。持這一觀點的不乏頗具影響力的觀察者，他們援引的論據也相當有力，即戰爭重創了以色列的道德形象，通脹和油價飆升激起底層民怨，MAGA右翼反干預派和民主党進步派在反戰問題上罕見地形成情緒交匯。

這套敘事不乏邏輯吸引力，但真實的美國政治從來沒有這麼簡單。美國輿論層面的風向逆轉，是否等於親以遊說體系在制度層面真正失勢？

民意變化

要理解這個議題，首先要承認輿論變化是真實存在的，且幅度不小。

戰爭改變了很多事，尤其對年輕一代。算法驅動的社交媒體，讓加沙平民傷亡的畫面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湧入年輕人視野，也打破傳統媒體對中東敘事的長期主導。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數據顯示，60%的美國人對以色列持負面看法，較兩年前上升近20個百分點。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黨50歲以下選民中，對以色打印象不佳的比例已超過半數。這意味着，“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作為一種公開立場，正在跨越黨派承受越來越高的輿論成本。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美國人對以色列及其總理內塔尼亞胡的看法正變得越來越負面。

這種變化甚至延伸到以色列在美國最穩固的支持群體內部。年輕一代美國猶太人中，對內塔尼亞胡政府軍事行動的不滿明顯上升，“猶太和平聲音”這類批評以色列政策的組織成員在壯大。皮尤數據顯示，美國猶太人對以色列的好感度也從兩年前的73%下滑至64%。

但這裡要區分兩個層面：輿論好感度下滑是一回事，政策態度根本轉向是另一回事。即便經歷兩年半的戰爭，仍有64%的美國猶太人和65%的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而福音派體量遠大於前者，這構成對以政策在共和黨一側最穩固的選民基礎。民意在鬆動，但遠沒到崩塌的程度。

遊說體系的變形

“AIPAC成了毒藥”，這種判斷在國內觀察圈頗為流行，依據是幾位議員公開退回捐款、民間出現曝光AIPAC資金的監督組織。但先看一組硬數字。

在2023至2024年整個選舉周期中，AIPAC政治行動委員會和旗下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聯合民主項目”（UDP）合計花費近1.27億美元，是2022年選舉支出的近十倍，成為當年對國會選舉投入最大的單一外部力量之一。其中約2000萬美元用於民主黨初選，成功將公開批評以色列的進步派“小隊”成員——密蘇里州眾議員科里·布殊和紐約州眾議員賈馬爾·鮑曼——雙雙拉下馬。一個真正走向末路的政治力量，不會在輿論最逆風的時候把選舉投入增加近十倍。

2016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在AIPAC政治行動委員會上發表講話。

更準確的描述是，這套遊說體系的變化不在能力，而在方法。AIPAC在2022年才首次直接介入競選資金戰，此前整整60年都是以議題遊說為主。這個轉向本身說明，靠私下遊說和關係網絡就能擺平一切的舊模式正在承壓。與此同時，UDP投放的競選廣告越來越專註於塑造對手候選人的整體負面形象，而不再直接推以色列議題。出資邏輯沒有變，只是面孔換了，追溯鏈條加長了。2026年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初選中，相關資金通過三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投入至少500萬美元，並利用美國競選財務披露制度的時間差，讓選民在投票前難以完整識別資金來源。這恰恰說明遊說體系沒有退場，而是學會了更精巧地降低能見度。

那些高調宣布退回AIPAC捐款的議員，相當一部分人隨後通過其他渠道繼續獲得親以資金支持，如換了標籤的政治委員會、無明確以色列指向的“友好捐款人”。錢依然在流動，議員們規避的不是這筆錢本身，而是與它公開關聯所帶來的輿論風險。

戰爭歸因

國家反恐中心前主任喬·肯特辭職後的公開爆料，在美國右翼圈層引發震動。他指出伊朗並未對美國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美國捲入戰爭主要是受到以色列及其在美遊說力量的推動。不過，他後續關於摩薩德操控、監控特朗普行蹤的若干說法尚無可靠證據支持，更接近於反干預圈層內部的猜測。真正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陣營內部圍繞伊朗戰爭和“美國優先”路線發生公開撕裂，這是建制力量內部的路線之爭，而非某個外部勢力的單方面操控。

伊朗戰爭開始後，美國一些加油站內出現把油價飆升歸咎於特定族群的貼紙。這種憤怒的邏輯鏈條看似清晰（油價上漲是因為美國打伊朗），然而，美國捲入中東戰爭，背後是軍工複合體的利潤邏輯、新保守主義的地緣執念、海灣軍事存在的慣性以及政治精英對被指責“軟弱”的恐懼共同作用的結果。親以遊說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但把如此複雜的多因決策簡化為單一歸因，既不符合事實，也是民粹情緒在經濟壓力下最容易出現的危險簡化。

減少“顯性”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反建制情緒，眼下看似都在批評親以力量，實則指向不同的政治焦慮。進步派關注的是以色列軍事行動的道德成本和初選中的金錢政治，MAGA反干預派關注的是美國被拖入不必要的海外衝突。兩者所謂的“共識”更像是兩種不滿在同一靶子上的短暫重疊，而非一個穩定的政治聯盟。

6月3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採訪中表示：“特朗普相信他可以通過外交壓力和強硬談判解決濃縮鈾問題。我認為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從輿論的變化到政策的變化，中間隔着一整套制度緩衝。美國的競選財務規則允許超級政治團體無限額投放、初選結構對組織化資金高度敏感、對外援助由穩定的立法程序保障、兩黨建制本身具有強大的慣性……這些制度設計，讓任何單一的民意潮流都很難在短期內撼動既定政策。這就是為什麼以色列的民調支持率屢創新低，但國會對以軍援的撥款框架基本未動。

比“親以遊說失勢”更接近的真相是，公開支持以色列的政治成本確實在上升，但維持影響力的渠道和方法也在同步進化。遊說從台前轉向幕後，從直接背書轉向間接塑造，從高調動員轉向低調滲透。它們共同描述的，是一種從“顯性”向“隱性”的運作方式轉型。

把輿論聲量的擴大，誤讀為權力結構的崩塌，是觀察美國政治時一個頗為誘人的陷阱。以色列用兩年半的戰爭損耗了該國半個世紀積累的道德信用，未來有大量修補工作要做，這是確鑿無疑的。但深嵌於美國選舉制度、立法程序和政治資金網絡中的遊說機制，其韌性遠非一輪情緒浪潮所能徹底改變。看清這一點，既不必為這套機制辯護，也不必誇大它的脆弱，而這恰是冷靜評估美國對以政策走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