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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疑中印喜馬拉雅錫金段邊界對峙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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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印度再一次在喜馬拉雅地區陷入了對峙狀態。五周前,印度軍隊越界進入喜馬拉雅錫金段中國-不丹-印度三國交界點的一處狹長高地,強行叫停了正在這裡施工的中國公路建築隊,直至現在雙方似乎依然無法解決爭端。發生對峙的洞朗地區是中國和不丹存在領土爭端的區域,目前處於中國的實際控制下,同時印度也在該地區擁有重要的安全利益。

令洞朗地區的局勢恢復到原狀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本次對峙與前幾年在喜馬拉雅邊境發生的領土爭端不同,當時正值中印雙邊關係回暖,在雙方都展示出誠意後,事態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這一次的邊境對峙觸碰到了中印雙邊關係的痛點。中國是權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如果事情不能按己方提出的條件得到解決,中國得不到任何好處。更糟糕的是,對峙雙方無法就爭議對象的定義達成共識,中國甚至不承認印度有任何立場與中國就解決爭端展開對話。

中國在此次對峙上的立場和解決方案相當直截了當。

中印在喜馬拉雅錫金段的邊界是根據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第1條共同劃定的(“中國西藏地方與錫金的邊界線沿分水嶺而行,邊界線東起支莫摯山,西至與尼泊爾交界處”)。自尼赫魯政府開始,印度代表曾在多個場合正式表明接受這一划定方式。而印度干涉中國在《條約》第1條中明確規定的邊界以北3公里處修建公路,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作為對話的先決條件,印度必須無條件從越界處撤軍。鑒於不丹在2000年第14輪中國-不丹邊界談判上提出對該地區擁有主權,該領土爭端完全應由北京和延布之間解決。而在爭端得到解決之前,不丹,更不用說沒有資格介入爭端的印度,必須尊重中國對洞朗地區的實際控制權。

另一方面,印度並不否認1890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第1條的可信性。但印度方面認為,邊界問題從未被明確劃定。印度同樣援引《中英會議藏印條約》第1條稱,雙方依據南至錫金、北至西藏的河流劃界,“錫金與西藏的邊界(曾)位於劃分該河流的山脈頂峰”。而“始於不丹邊境支莫摯山的邊境線”不符合這一原則,因此事實上邊境線應當向北移動6公里。因此,印度越界的地區全部屬於不丹領土。根據不丹和印度於2007年簽署的《不印友好條約》,兩國呼籲雙方“在事關國家利益的議題上緊密合作”,印度因此擁有代表不丹介入爭端的條約基礎。中國在該區域進行的公路建設施工“嚴重改變了現狀”,侵害了印度的安全利益,同時也違反了中印兩國於2012年達成的“理解協議”,即在三國交界點的任何最終邊界劃定必須以包括印度在內的協商方式解決(新德里自1985年以來一直尋求解決三國交界點的邊界劃定問題)。因此,中國必須停止在該地區的公路建設施工,在此基礎上,印度才會隨時準備共同行動以緩和對峙局面。

印度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干預伴隨着嚴重的政治風險。

雖然這一行動不乏安全邏輯,同時《不印友好條約》的相關規定也的確給印度出兵提供了一個體面的借口,但新德里在整個事件中的外交詞彙都包裹在不精確的政治語言中,如“現狀”或“理解”。相反,中國的外交詞彙則以精準、白紙黑字的法律語言為基礎。

印度在洞朗地區的軍事干預還存在開啟一系列重大先例的風險。

這是印度第一次在第三國領土上與一個國家主體發生軍事對峙,而這個國家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對於印度這樣一個視自身為現狀主義的大國來說,這實為一步險棋。其次,印度打着支持友好夥伴國家主權主張的旗號出兵干預,但該地區甚至都不在其友好夥伴國的實際控制之下。就連強大的美軍都不會在其盟友未能實際控制的爭端地區履行防務義務,更不用說主動干預。第三,中國-印度-不丹的三國交界點並非印度北部邊境唯一存在領土爭議的區域,如果將來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會令印度非常不快。

這次的越界行為也讓人懷疑印度是否真的從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中汲取了政治教訓。這場衝突最直接的起因是新德里在印度地圖劃定的邊界線外部署了一個輕型裝備的軍事哨所。與現在一樣,當時新德里認為印度軍隊有權單方面填補邊界漏洞,該漏洞產生於地圖和條約對邊界劃定的差異以及雙方對分水嶺原則的不同理解。

一旦實施了如此高危的行動,印度就應承擔起為自身退出對峙創造條件的義務。對峙持續的時間越長,外界對於新德里意圖永久性改變邊界現狀的印象就會越強烈,而這很有可能引發來自北京的政治報復。

新德里必須首先解決當前局勢糾纏不清的合法性問題。印度在法律層面上沒有任何立場在洞朗地區為緩和對峙而與中國進行直接接觸,這應由不丹來做。試圖通過安撫性的談判先發制人地避免困境,只會讓人質疑新德里最初的動機與意圖。新德里必須敦促延布牽頭與北京方面展開接觸,並設計出一個能夠為雙方接受的邊界協議。而在爭端得到最終解決之前,該協議應承認中國對爭議地區的實際控制權,以換取將情況恢復到2017年6月16日以前的狀態。同時,新德里必須單方面從洞朗地區撤軍,並在私下堅持要求北京重申2012年中印兩國達成的協議,即三國交界點的邊界劃分必須通過三方協商解決。

從更廣泛的層面上看,莫迪政府必須考慮,是哪些政治因素刺激了中國在充滿政治意味的背景下修建一條軍事價值無足輕重的公路。雖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令人費解,但此次的中印邊境對峙,領土訴求是其次,主要還是雙邊關係政治。北京從未將領土問題僅僅視為地圖上的細枝末節,相反,它們與維護穩定和睦鄰友好等更大的政治考量緊密相連。同樣,中國的領導者們並未在領土問題上緘默不語,而是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姿態來釋放不滿信號,包括在爭議區域造成既成事實。從這個意義上看,洞朗事件從根本上說是北京利用一個長期令人困擾的邊界爭端,作為對抗政治的延續。這種延續是對中印雙邊關係明顯惡化的反應,而正是莫迪政府內部的強硬派對雙邊關係的處置失當加速了這種惡化。

中印關係還牽涉到印巴關係。將上述兩個問題拔高到超出中印關係(中國對印度成為核供應國集團成員的支持;將一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列入聯合國恐怖主義名單)的範疇,或把它們作為印度的核心利益來測試中國是否會妥協,這種做法並不明智。同樣,為抗議北京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冥頑不化,而將支持達賴喇嘛的塗鴉塗滿中印關係的大廈,也並非明智之舉。過去9個月當中,中國容忍了印度總統在官邸會晤達賴喇嘛,容忍了美國駐印度大使招待西藏流亡政府首腦,容忍了美國大使首次對爭議地區達旺進行訪問以及其他一系列涉藏問題上對中國的輕慢。終於,北京決定不再忍讓,堅決要把邊界問題推到雙邊關係前台,讓印度正視現實。因此出現了洞朗事件——北京選擇了這一事件的時間地點。從嚴格意義上講,在這一時間節點上,北京沒有違反任何規則,這反而令它可以強硬明確地表明自己的主張。

從現在開始,莫迪政府必須在嚴重影響中印關係的涉藏問題上有所收斂。要想將邊界管控恢復到他從前任政府接手時的平衡狀態,莫迪先生必須明智、嚴肅地對待中印關係,這對兩個重要大國建立新型模範關係來說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