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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在南海問題上錯了

2016-05-27

在最近的一篇社論中,《紐約時報》指責中國在南海“比試膽量”的行為造成中國、鄰國和美國之間緊張關係升溫。不幸的是,《紐約時報》社論呼應了在美國政策制定者中非常流行的錯誤觀點,他們認為應該用強硬措施來回應中國在南海的舉動。更重要的是,這些看法嚴重誇大了中國對本地區和美國的威脅,而《紐約時報》為其站台。此外,該社論還誤解或忽視了關於南海和整個亞洲的國際規則的一些基本事實。或許最重要的是,這篇社論反映出,在無條件支持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媒體大環境里,美國的和平倡導者要面臨多少困難。

《紐約時報》開篇就大幅誇大南海的重要性,雖然美國讀者對海外干涉行動已日漸不感冒。文章說南海“資源豐富”,但這種描述相當模糊。目前南海已被大量開發的僅有漁業資源,而這對美國來說並不具有戰略利益。有些評論者在談及南海經濟重要性時還常提到未被證實的油氣資源,但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的研究,事實上大部分油氣儲量都位於爭議海域之外。

《紐約時報》的第二項、也是被更廣泛接受的觀點是,南海具有重要戰略價值,因為其包含重要貿易航路。這一觀點,至少部分是正確的。主要貿易航路——大多數都通往中國——的確穿過南海。但南海爭議中的各方都不相信中國的領土主張會對和平時期的貿易造成威脅,因為關閉這些航路對中國的影響遠大於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常被鼓吹的“航行自由”根本就無關乎貿易。“航行自由”指的是在爭議海域進行軍事巡邏的權利。美國主張的“航行自由”說的是軍艦,而非油輪的航行自由。

即便我們接受中國的主權主張可能對和平時期的南海貿易造成威脅這一觀點,也不意味着這將對美國及其地區盟友構成主要威脅。正如有些評論者已經指出的那樣,貨物和石油運輸仍有多條其他備選海運路線。據估計,使用這些備用路線,日本的進口原油成本僅會增加1%。而一旦出現衝突或南海航路關閉的情況,最難利用這些備用路線的國家,可能你已經猜到了,恰恰是中國。因此,南海的主要戰略價值在於,中國可以藉此打破美國對中國的戰時封鎖,而中國無法藉此對他國實施封鎖。

《紐約時報》還進一步譴責中國“咄咄逼人、令人髮指的策略”,尤其是在南海的填海造島和建設活動。但《紐約時報》忽略的事實是,美國的盟友,以及其他爭議方,近年來都在南海實施島嶼擴大或建設活動。例如,越南實施了多個造島和建設項目,純粹是為了鞏固和強化其軍事前哨。台灣也在其控制的唯一南海島嶼太平島上大興土木。

的確,相比於其他國家,中國的擴張和建設項目規模更大。但這只是程度差別,而非原則差別。由於中國控制了南海更多島礁和資源,因此實施了更大規模的造島項目。但南海主要爭議國都在這一地區保有飛機跑道和軍事設施,並且兩個由美國支持的南海爭議國近年來也是地區軍事化的重要推動者。《紐約時報》刻意忽略了這些美國盟友的“咄咄逼人、令人髮指”的行為,並將焦點轉移至對中國在南海建設項目的道德批判。

這篇社論還進一步將矛頭指向中國不斷增長的軍費開支。文章指出,中國的軍費開支在過去十年時間裡年均增速至少達10%,目前的年度開支達1800億美元左右。但文章明顯未將這些數字置於全球背景來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國民收入已經和美國相當。而2015年美國軍費開支高達6010億美元,是中國的三倍多。美國仍在繼續擴張其海軍,美國防務規劃者已宣布,到2020年將把至少60%的海軍和空軍力量部署到亞太地區。雖然未明言其目的,但顯然這些裝備不可能純粹用於人道主義任務。

面對這種非對稱局面,《紐約時報》社論卻對美國的天文數字軍費開支和其對亞太的軍事部署鮮有批評。我應該不用提醒普通讀者,更不用說主流國際大報的編輯了,美國並不位於亞洲。美國在距離中國海岸線十數海里處實施常規軍事巡邏和監視。中國海軍並沒有在紐約外海12海里處實施常規巡邏,如果中國真的這麼做了,《紐約時報》編輯們肯定會用一些嚴厲的辭藻吧。忽視美國的競爭性舉措,一味鼓吹中國的軍事建設,誇大了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並助推了《紐約時報》原本旨在批評的對抗升級勢頭。

最後,《紐約時報》以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經典頌歌來收尾,指責中國正危險地試圖改寫國際規則。但這一觀點忽視了這一事實,亞洲的戰後秩序是由美國設計的,並主要是為了對沖蘇聯影響。美國設計這一秩序並非是要促進自由和民主(美國支持過韓國、越南、菲律賓、泰國和柬埔寨的專制政權),捍衛和平(看看越南),或發揮今天支持者們所聲稱的其他神奇功能。

美國在制定亞洲戰後秩序的同時,還大力支持國民政府對抗大陸政權。美國直到1979年才承認了共產黨政府,這已經是中國內戰結束三十年之後了。中國並沒有出席二戰後確立亞洲國際體系的舊金山和平會議,如果參加的話中國肯定會對當時達成的國際和領土規則提出反對。在建立戰後秩序時,美國並沒有諮詢中國政府的意見,因此很難想像中國會樂於遵守這一秩序規則。尼克松1972年訪華時,美中達成了關於亞洲的兩大基本原則,其一是日本的持續非軍事化。 但如今奧巴馬總統和美國政策制定者公開支持日本單方面摒棄和平憲法,這令中國非常不安。

再一次,我們看到《紐約時報》所批評的對象並不是好戰姿態、恐嚇行為或者修正國際秩序。相反,《紐約時報》批評的是中國的舉動,因為中國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紐約時報》的敘事是針對中國和南海問題的美國標準鷹派敘事方式,這一敘事是建立在經不起推敲的論點,以及一系列對事實的刻意忽略之上的:出於威脅偏見來看待中國行為,並無視這些行為的前因後果。

在二戰後的歷次外國干預行動中,《紐約時報》總是站在歷史潮流的對立面。該報支持越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以及對利比亞的轟炸。這一情況反映出,美國的和平和反戰倡導者要對抗美國軍事行動前鋪天蓋地的宣傳戰有多困難。《紐約時報》的受眾主要是“受過教育”的大眾,這也是在政策制定精英圈之外唯一可以對美國外交政策有些許影響力的社會階層。 和《紐約時報》的同行一樣,主流媒體的美國記者往往本能地相信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說辭,直到大量事實證據證明他們錯了。由於在危機期間美國媒體常常充斥着曲解和謊言,正如在伊拉克戰爭之前那樣,因此美國人往往很難及時動員大眾來反對國外干預行動。

中國政府不是天使組成的,島嶼主權爭端的軍事化也不值得叫好,但通過迴避和曲解事實來鼓吹南海美中對抗、誤導美國人民,是國防部的工作,不是媒體該做的事。除非主流美國媒體重新調整他們對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看法,我們仍有責任糾正危險和錯誤的觀念,因為他們只可能增加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敵意。我們希望,《紐約時報》在未來的報道中能更加徹底和細緻地調查事實,否則它兜售給美國公眾的將不過是另一場災難性的國外干預行動。

[1] 另一大原則是,美國停止將台灣國民政府視為“合法”的中國政府。

[2]大多數美國人不看《紐約時報》,或其他主流國際新聞報紙,因此他們通常在外國危機或戰爭發生前數周或數天前才有所察覺,而此時做什麼都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