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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俄烏衝突 氣候變化 美伊關係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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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達巍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 邵育群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長，美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 趙隆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所長、高級研究員

深圳不是雅爾塔：重新思考中美俄三邊關係

2026-11-13

深圳APEC領導人峰會召開前夕，在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播客節目《中國視角》最新一期中，達巍、邵育群、趙隆三位學者圍繞正在演變的中美俄三方態勢展開討論。對話剖析了冷戰類比的局限性、戰略穩定的前景，以及可能促成合作的共同風險。為清楚起見，已對以下文字記錄稍作編輯。

達巍：

歡迎收聽清華大學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播客節目《中國視角》，我們立足全球視野，發出中國聲音。我是北京的達巍，今天和我一同參加節目的還有聯合主持人邵育群，以及她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同事趙隆先生。

隨着中國深圳APEC峰會臨近，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美俄三國領導人是否會在深圳會面。當然，現階段我們尚無法確定這場會晤是否真的會舉行，但我們可以探討這一備受全球關注的大國三邊關係，以及它對國際秩序未來意味着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當人們談論中美俄關係時，他們討論的究竟是三國之間的三邊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戰略三角”，還是主要指中美、中俄、美俄這三組相互獨立的雙邊關係？

育群、趙隆，在當前地緣格局下，戰略三角還是一個有現實參考價值的分析框架嗎？換個角度說，如今的中美俄關係，與20世紀70年代的戰略三角相比，核心差異在哪裡？

趙隆：

那我先來談。我認為戰略三角作為分析工具依然有其效用，但如果把它當成解讀當下國際關係的現成模板，就很容易產生誤導，因為這套框架背後的整體邏輯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實際上，我更傾向於使用 “三邊互動”，而非 “三角” 這個概念，原因有兩點。

第一，國際體系本身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眾所周知，冷戰時期世界大體分裂為兩大對抗陣營，擁有各自獨立的政治、軍事與經濟體系。在那樣的環境下，三角外交具備戰略意義。華盛頓完全可以通過拉近和北京的關係，強化自身對抗莫斯科的籌碼。

但今天，我們已經不再身處冷戰博弈棋盤上。三大國被供應鏈以及各類共同挑戰深度綁定。當然，世界碎片化趨勢正在抬頭，科技領域尤其明顯，但我們遠沒有形成相互割裂的兩套體系。

第二點，三國如今的戰略優先事項差異很大。威懾固然依舊重要，但相互依存、避免直接對抗的共同利益同樣不容忽視。三組雙邊關係內在運行邏輯截然不同。我們不能簡單挪動三角的三條邊，就期待像50年前那樣實現力量格局的轉換。

最後一點，世界上還存在其他行為體。歐洲以及全球南方國家有着自身利益與選擇。大國關係不再僅由三角內部決定，同時也受更廣泛國際局勢的塑造。

再回到可能舉行的三國領導人會晤，光是外界對這場會晤的討論本身就很有啟示。這說明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當今世界，從人工智能風險、地區衝突，到能源與供應鏈中斷，各類嚴峻挑戰，如果缺少這三個國家之間的溝通，就無法得到有效管控。

所以，如果談三邊會晤的可能性，我更願意把它描述為功能性三邊互動，而不是借一方制衡另一方。

達巍：

沒錯，我認同趙隆的看法。在冷戰的1970年代，中美蘇之間的相互聯結程度，遠比不上今天中美以及其他各方之間的聯繫。現在我們彼此耦合，深度交織。

那時候三方相互獨立性很強，一國可以藉助第三方為槓桿，去對付另一國。但如今情況已經不一樣。育群，你怎麼看？

邵育群：

和70年代相比，一個很大的不同來自中國的綜合實力。70年代，中國綜合國力遠不及蘇聯與美國，如今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整體實力與能力已經提升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這就意味着，我們不能再用舊視角，或是西方的視角看待這三國關係。中國的歷史、文化、戰略思維都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隨着中國實力提升，三方關係也會呈現出新面貌。這是我的第一點想法。

第二點，我和兩位觀點一致，即便美國對華推行戰略競爭，中國仍希望和美國保持接觸，並不將美國視作中國的安全威脅。在當下中美、中俄關係，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美俄關係中，接觸都十分重要。至少特朗普總統仍然希望和俄羅斯、俄羅斯總統接觸。這些都是當下不一樣的地方。

我還想到去年，大概是2025年上半年，當時曾有一場關於是否會出現 “反向尼克松”戰略的討論。如今外界討論中美俄關係，與之前那輪辯論有什麼不同？討論重心發生了哪些轉移？趙隆，談談你的想法。

趙隆：

確實如此。“反向尼克松”的提法自去年以來並未完全消失。這套邏輯很直白：如果中國是美國長期對手或戰略競爭者，華盛頓就應當改善對俄關係，降低俄羅斯對北京的依賴。換句話說，就是利用俄羅斯制衡中國。

但我認為，人們嚴重低估了中俄關係的基礎。中俄關係絕非簡單所謂聯手對抗美國，它根植於經濟互補性，以及雙方在地區、全球事務當中的共同利益。

儘管莫斯科與華盛頓雙方都展現出推動雙邊關係正常化的意願，但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和解的局限性。即便特朗普與普京達成某種妥協，雙方在歐洲安全以及更廣泛國際秩序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

這裡要做一個重要區分：戰術妥協不等於戰略結盟。基於以上分析，“反向尼克松”戰略在短期甚至更長周期內都不具備可行性，原因就是前面談到的，這套三邊關係的性質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邵育群：

我認為人們同樣低估了中美關係的韌性。有意思的是，中美已經就構建所謂建設性戰略穩定形成某種共識。中美關係先於美俄關係出現穩定態勢，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達巍，你怎麼看？

達巍：

首先，不能說美俄關係毫無改善。當然改善幅度很難估量，但美俄兩國元首會晤，甚至早於中美元首會晤。所以至少美俄雙邊關係同樣實現了企穩。

即便如此，中美關係的複雜性眾所周知，中美兩國相互需要，誰也無法徹底壓倒對方。中美對抗，軍事層面風險過高，經濟層面代價巨大。兩國都意識到，雙方不可能完全脫鉤，也承受不起軍事衝突。如果雙邊關係持續惡化，對兩國乃至全世界都將是一場災難。

我一直認為，結構性力量在推動中美實現關係穩定，這不單單是領導人的主觀想法。這些結構性力量包括：雙方都是具備威懾能力的軍事大國；經濟上，供應鏈領域存在所謂“相互確保擾亂”效應，以及其他多重因素。

基於以上種種，我們承受不起雙邊關係進一步滑坡。這就是你所說中美關係實現企穩，雙方形成“建設性戰略穩定”這一框架理念的原因。

邵育群：

說得很到位。討論大國關係，往往會引申出關於國際秩序轉型的宏大問題。兩位認為，大國關係的演變能否決定國際秩序的發展走向？歐洲、全球南方等其他國家如何看待大國在塑造、改造國際秩序當中扮演的角色？大國協調和世界多極化之間是什麼關係？

外界擔憂會出現“新雅爾塔”或是大國共管的局面，這種擔憂是否具備現實依據？放在今天，這類擔憂是否還有意義？問題有點多，趙隆，你願意先談談其中一部分嗎？

趙隆：

好的。首先毫無疑問，塑造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只有大國。談及多極世界，同樣需要明確的是，多極化本身並不會自動帶來更穩定的世界，關鍵要看我們談論的是何種形態的多極化。

現實中存在不同的多極化路徑。我們注意到，即便是美國高層官員也承認多極化趨勢，但美國人理解的多極化本質上依然是競爭性的，也就是各大國承認彼此實力，但競爭持續加劇，最終目標是維護美國霸權地位。

還有另一種思路，比如共存，這種思路強調的是恢復各大國勢力範圍。而中國秉持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是平等有序的多極世界。這套理念講求互補，並非簡單在大國之間重新分配權力，而是要供給更多全球公共產品，同時不建立排他性集團。

再來談談新雅爾塔。我去年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國幾乎沒有理由歡迎新雅爾塔，不接受大國瓜分世界的格局。中國的發展極大受益於全球化、互聯互通，以及和世界各國、各類集團建立的聯繫。回到勢力範圍邏輯，必然會破壞這些有利條件。

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從歷史上看，舊雅爾塔體系下，中國是主要受害方之一，所以中國會持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推動包括中等強國、全球南方國家在內的各方共同改革現有全球治理體系，而不是打造一套新式雅爾塔體系。

邵育群：

我同意。中國自身的身份定位仍然是發展中國家。身處這一陣營，中國十分理解發展中國家的關切。發展中國家最優先的訴求依舊是經濟與社會發展。

它們對大國競爭、新雅爾塔式勢力範圍格局抱有重重顧慮。它們擔憂幾種前景：大國之間爆發軍事衝突、被迫選邊站隊，以及大國競爭帶來不確定性。它們還擔憂，僅由大國制定的規則會損害自身正當權益，擔憂大國競爭造成全球治理失序，進而侵害其自身利益。

中國對所有這些關切有着深刻體會，這也是中國不會謀求打造新雅爾塔體系的另一重原因。

達巍：

感謝育群梳理其他行為體的顧慮。在此基礎上我想拋出幾個問題，先對你們二位剛才的發言做一點補充。

我們必須承認，大國是塑造國際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中美俄固然舉足輕重，但世界上還有其他行為體，剛才你提到歐洲、全球南方、新興市場，這些國家正在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即便中美俄有主觀意願，也沒有能力主導國際秩序、劃分勢力範圍。舉個例子，二戰結束後，美國一國GDP大約佔到全球一半。而今天，就算把中美俄三國加在一起，也達不到那樣的體量。

趙隆提到，1945年雅爾塔會議，中國實際上是受害一方。給不太熟悉這段歷史的聽眾補充一下背景：中國是二戰主要參戰國、戰勝國，與蘇聯、英國、美國並列，但美蘇英三國當時決定恢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雅爾塔協定還承認外蒙古事實上的獨立，儘管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反對。

大國劃分勢力範圍，損害第三方利益，中國曾深受其害。正因如此，中國完全無意接受任何新式雅爾塔協定。

回到育群剛才談到的各類現實擔憂。雖然我們認為中美俄不會達成新雅爾塔協定，也不會召開雅爾塔式會議，但三大國應當如何回應這些關切？在不去劃分勢力範圍、不去決定第三方國家命運的前提下，大國怎樣助力衝突解決？可以做些什麼？育群，要不你先講一下？

邵育群：

我認為，大國外交有幾條重要原則。第一，當國家之間爆發衝突、爭端持續時，大國應當堅持外交優先。第二是自我剋制。第三是，大國要加強同地區國家、利益攸關方對話。無論衝突發生在哪裡，大國都應當更多和地區當事方開展對話外交磋商。這是大國的責任。

看待地區衝突的解決，不能秉持零和思維，不能只算衝突結束之後誰贏誰輸，或是僅僅着眼軍事衝突平息後的地緣戰略利益。要摒棄零和思維，同時避免經濟議題過度安全化。從中國的實踐經驗來看，處理各類爭端、軍事或安全衝突，要溯源問題根源。很多根源並不來自軍事安全層面，而是社會與經濟層面。因此中國處理武裝衝突時堅持長遠視角。

我知道，這些衝突盤根錯節，很難化解。但大國需要新思維，不能只用冷戰乃至更早時期的經驗應對當下挑戰。

達巍：

趙隆，你有沒有補充？

趙隆：

當然，我完全贊同育群的觀點。我想着重強調，大國應當加強自我剋制，摒棄零和心態。除此之外，大國就應當有大國的樣子，要承擔維護和平穩定的共同責任。

我同樣認同地區衝突的化解極其複雜。以烏克蘭危機為例，華盛頓、莫斯科、布魯塞爾各方立場差異巨大。僅僅依靠大國談判，僅僅依靠美俄中三方，無法達成和平解決方案。

但大國的確肩負共同責任：防止衝突升級、保持外交渠道暢通，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在這一點上，大國可以多做工作推動和解，而不是單方面敲定解決方案。

這就是為什麼大國之間深化互動對話意義重大，要圍繞地區衝突、衝突化解、危機管控、防止局勢升級展開溝通。但我們也要對實際成果持現實態度。相關努力，除了大國參與，還需要捲入地區衝突及其根源的全部利益相關方參與。

邵育群：

還有一個問題，大國關係實現穩定，是否必然帶來全球穩定？有沒有可能大國之間相對穩定，但歐洲、中東、亞太等地區反而變得更加動蕩？

達巍：

我認為三國關係穩定，並不必然帶來全球穩定，但同樣也不必然造成國際秩序或是地區秩序失序。結果完全取決於三國如何開展互動，以及其他行為體能否參與談判、同三方保持溝通。

我理解世界很多地方都存有顧慮。人們擔心，一旦三國領導人會面，就會決定或主導其他事務。正如我們前面討論的，三方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達成雅爾塔式協定。如果真召開一場雅爾塔式會議，反而會引發其他地區動蕩，但我判斷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坦率地說，不少外國同行對這場潛在會晤心存疑慮。除了擔憂雅爾塔式交易，他們還提出，俄羅斯正和烏克蘭交戰，美國正在中東與伊朗發生軍事對抗，所以他們問，這三個國家憑什麼能決定全球問題？

我倒不認同這種看法。現實來看，其中兩國確實身處軍事衝突中，但和衝突當事方開展接觸依舊意義重大，更有利於和平穩定。試想，如果三國領導人齊聚深圳，彼此卻不碰面、不溝通，這對國際和平絕非好事。三國領導人，乃至其他各國領導人相互對話才是正向選擇。

形式上可以是雙邊會晤，也可以舉行三邊會晤。APEC本身就是多邊會議。接觸才是和平穩定的關鍵。

邵育群：

我同意。中國政府一貫強調，大國對維護國際和平穩定負有特殊責任。當前中美之間、美俄之間互信不足，在這種條件下，三個大國是否還能在人工智能、外太空、降低核風險、全球能源穩定、宏觀經濟穩定等領域開展協調合作？他們能否攜手防範重大風險出現？當危機真正爆發時，能否有效管控局勢、阻止事態升級？兩位怎麼看？

趙隆：

我認為三方完全可以針對這些全球性挑戰展開協調，但同時我也主張務必保持謹慎，降低期待，因為在部分領域、部分議題上各方仍存在根本性分歧。

總體來看，儘管三方戰略信任水平偏低，但各方都意識到部分領域的風險一旦爆發，後果不堪設想，必須加以管控。

我們可以借鑒歷史經驗。過去美蘇兩國軍事發展路線、政策差異巨大，不可能全盤接受對方提議，但雙方依然形成一定共識，因為都明白不受約束的競爭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我提幾個三方有更多協調空間的領域。首先當然是風險管控，尤其是核問題。期待中國與美俄開啟三邊軍控談判並不現實，美俄核武庫規模遠大於中國，理當承擔主要責任。但這不代表中國要置身戰略穩定討論之外，部分議題三方可以協調，包括重申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應對人工智能革命及其他新興技術帶來的風險。

第二個領域是人工智能。中美已經邁出重要一步，同意就人工智能風險啟動對話，釋放了十分積極的信號。未來三方或許也可以開啟人工智能三邊討論。

除此之外，能源安全、供應鏈韌性也可以納入議程。中美俄在全球能源體系中的位置各不相同，但三方都不願看到供給中斷。可以探討維護航運通道和能源基礎設施的穩定，以及地區衝突帶來的廣泛連鎖影響。

總體上我的想法是，要多溝通，少做不切實際的承諾。各類對話協調應把重心放在風險管控上，而非急於構建制度成果。

達巍：

趙隆梳理了三方潛在的合作領域，觀點也很審慎，我比他還要更謹慎一些。

我認為，上述所有議題，三方都很難達成大量細緻協議，尤其本次APEC峰會很難實現。距離峰會開幕不足一個月，所有議題都高度複雜，需要漫長籌備，時間並不充裕。

即便如此，三方可以先重申部分原則，因為僅僅重申原則就有價值。比如趙隆提到，不使用核武器，核戰爭打不贏也絕不能打。

或許三方還可以共同重申致力於維護國際航道與海峽開放，共同承諾恪守核不擴散原則。

當今世界正處在動蕩時期，如果三國領導人能重申這些數十年來各方認同、恪守的原則，就能夠發揮積極作用。

這場潛在會晤也可以為趙隆提到的各類議題開啟對話進程。我們當然不可能一個月內就達成協議，但或許經過一到三年的持續努力，能夠取得一些成果。

三國政府可以持續對話，也可以推動二軌、一軌半交流。這些舉措都會很有幫助，之後我們也可以採取一些行動。

但我想向二位提一個問題。對於我們現在所講的中美關係新定位，即“建設性戰略穩定”，有一種觀點，我本人也持這一看法，那就是，驅動這一狀態的更多是中美之間的相互脆弱性，而非共同利益。

如果這個判斷成立，今天中美俄三方是否也存在類似的相互脆弱性？即便大國戰略競爭仍在持續，這種脆弱性能否成為三方實現一定程度戰略穩定的基礎？是三方整體，還是兩兩之間的相互脆弱性更適合成為基礎？

邵育群：

我認同，中美關係走向穩定，驅動力並非共同利益，而是相互脆弱性。放到這三個大國上，人工智能安全風險對三國來說都是共同的薄弱處，也是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景。我沒有深度跟進人工智能行業動態，但與該領域專家交流後，有兩件事尤其讓我憂慮，一是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二是人工智能用於生物實驗室研究。

人工智能的發展超出我們的預料與想像，三國面臨相同的脆弱處境，應當達成共識，約束人工智能的部分軍事用途，約束部分生物實驗室相關應用。否則，人類有可能面臨滅絕風險，這是所有人的噩夢。所以三方可以致力於劃定禁止行為清單。

回到剛才的問題，拿中美舉例，雙方已經建立經貿對話渠道，也即將開啟首輪人工智能對話，但安全領域還缺少相應機制。如果三方想形成共識，啟動部分領域“禁做事項”的討論，就必須有機制支撐。我認同達巍，可以從二軌、一軌半交流入手，但要儘快行動，否則三個大國的前景都難言樂觀。

趙隆：

相互脆弱這個概念，最早是誕生在核威懾語境下。如果我們把當下的戰略穩定理解為一種可以管控競爭、提升可預期性的關係，那麼這套邏輯也許能延伸到三邊層面。我們必須承認，如今的脆弱性不再只關乎核武器，正如育群所說，還包括人工智能、網絡安全、關鍵基礎設施、核心供應鏈。中美俄都具備釋放戰略壓力的強大能力，但三方對於自己能否掌控事態後果，信心都在下降。這就是相互脆弱性的重要意義。

如何把戰略穩定拓展到三邊？我把戰略穩定劃分為三種形態。第一種是威懾導向的穩定，各方清楚對抗代價，主動避免衝突。第二種是風險管控導向的穩定，各方搭建溝通渠道。第三種是合作導向的穩定，各方依託廣泛共同利益，推進制度化合作。

現階段中美俄尚不具備實現合作導向穩定的條件。但從威懾型穩定向風險管控型穩定邁進，就已經具備重大意義。

我們完全可以推動就育群提到的議題開展對話，在三國都認識到如果不妥善處理誤判、後果將對所有人造成巨大影響的領域展開對話。所以把戰略穩定拓展到三邊是具備可行性的，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達巍：

沒錯，脆弱性對當下中美關係至關重要。美俄雙邊，核領域的相互脆弱，同樣維繫着兩國關係穩定。

我想補充一點，我們固然擁有相互脆弱性，但軍事、經濟層面的脆弱格局會被技術改寫，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改變核戰略穩定，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未來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美國想發展自己稀土技術，中國想生產自己的芯片。

與此同時，除兩兩之間的相互脆弱，人工智能還帶來三方共同的脆弱性。這類共同風險正在快速顯現，不是十年之後才會到來，可能幾個月、一兩年之內，就會擺在三國乃至全人類面前。

超級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固然蘊藏巨大機遇，但也會對所有國家構成致命威脅，尤其是作為領跑國家的中美。因此，圍繞技術奇點、通用人工智能的博弈，並不只是中美之間的零和遊戲，它有可能演變為關乎全人類生存的威脅，這就是共同脆弱性。

面對這類共同脆弱，我們必須攜手應對。現在雖然已經有政府間對話，但節奏跟不上技術迭代的速度。要意識到，一年之後局勢就可能大不一樣，未來我們需要加快應對這一挑戰。

邵育群：

好，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到此結束。感謝達巍，感謝趙隆參與本次對話。

今天我們探討了中美俄關係，以及它給全球穩定、國際秩序轉型帶來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大國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安全，乃至人類未來肩負特殊責任，應當秉持負責任態度，履行自身義務，在應對國際社會共同挑戰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達巍：

謝謝各位。感謝收聽《中國視角》。立足中國，放眼全球，想了解更多中國學界對國際事務的思考，歡迎訂閱本播客。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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