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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代國際危機看中國大戰略

2025-11-12

歷史上,美國一直扮演着國際警察的角色,但面對全球危機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不斷崛起,全球部分焦點已經轉移到北京——儘管中國領導人對近期衝突保持着模稜兩可的立場。中國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反應令許多西方觀察人士感到困惑。戰爭初期,北京一方面對北約擴張表示擔憂,一方面呼籲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但未向莫斯科提供武器。這種平衡策略導致“親俄中立”的描述,即言辭上同情俄羅斯,但未提供決定性的物質支持。同樣模式在其他地方也重複出現。加沙問題上,北京在聯合國呼籲“永久停火”,重申對巴勒斯坦事業的長期支持,但似乎未承諾做任何實質性努力來說服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屠殺。台灣和朝鮮問題上,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堅持原則與審慎克制相結合,容忍美國向台北出售武器,保護平壤免受制裁但譴責其導彈試驗。

曼紐爾·卡斯特爾和其他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指出,資本、技術和信息的全球“流動”超越了國界,國家則試圖通過確定其中哪些歸屬於國家來維護政治凝聚力。中國正是這種困境的典型代表。它依賴全球市場和機構維持發展,但並不完全接受由西方設計主導的體系的合理性。因此,其戰略並非如大多數有關中國大戰略的論述所說的那樣,是一步步追求主導地位或一體化,而是謹慎處理依賴與競爭之間的矛盾。

儘管中國戰略文化的特徵是謹慎,但綜合看,這些例子表明,它不是一種臨時姿態,而是反映了中國大戰略更深層的歷史邏輯和結構邏輯,其底層原則是管理融入全球經濟秩序和抵禦地緣政治限制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領導人一直面臨著雙重挑戰,一方面要通過與世界接觸實現現代化,一方面要捍衛主權免受西方統治。習近平頻繁提及“百年屈辱”凸顯了這一歷史記憶。現代化固然不可或缺,但維護政治掌控和政權安全同樣重要。

美中關係長期以來充滿矛盾。1972年兩國關係緩和後,美國一直試圖將中國納入自己主導的世界秩序,把中國的繁榮與全球穩定聯繫在一起,儘管兩國關係日益走向競爭——尤其是奧巴馬時期以來。對北京而言,這導致一種兩難境地:美國既是其最大外部挑戰,又是其賴以生存秩序的保障者。結果就是,中國採取選擇性接觸戰略,一方面抗衡美國的軍事和技術主導地位,另一方面避免採取有可能破壞其現代化進程所依賴的體系的行動。

對當今中國戰略姿態最恰當的描述就是選擇性參與,以及審慎克制。即便實力不斷增強,北京也避免了歷史上困擾新興大國的過度擴張。它應對烏克蘭、加沙和新冠疫情等危機的方式便體現了這種模式:喜歡提出泛泛的原則或口頭支持,但不願使用強制手段或有約束力的聯盟。這種克制不僅僅是自身能力有限,儘管它確實是重要原因。這是一種深思熟慮的選擇,旨在保持靈活性,避免與美國過早對抗,確保現代化進程穩步推進。

與此同時,中國正謹慎擴大自身選擇範圍。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機制的推動,中國既為自己被排除在自由秩序之外做準備,同時又希望繼續從中受益。軍事方面,中國增強了在南海及其他海域維護利益的能力,但採用的是非軍事化形式的脅迫。這表明它傾向於有節制的修正主義,而非直接對抗。

這種姿態,即使從中國在某些國際咽喉要害問題上的行為看,也說明其大戰略有成功也有局限性。它表明北京意識到過度擴張的風險,意識到有必要管理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也就是它在依賴全球一體化的同時又懷疑西方主導的秩序。對決策者而言,教訓是顯而易見的。中國的模糊並非短期的,它是一種戰略手法,使北京能夠在擴大影響力的同時將風險降至最低。理解這一辯證關係,對預測中國下一步行動進而以平衡方式應對至關重要。

政策啟示

對美國及其盟友而言這個辯證框架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中國的戰略模糊並非暫時的。即便其能力不斷增強,北京也不太可能放棄謹慎。正如中國學者所探討的,過度擴張會帶來實實在在的風險。模糊性使中國能夠有選擇地擴大影響力,避免代價高昂的對抗,以免阻礙其現代化進程。認為現代化必然轉化為肆無忌憚的擴張,是對其背後邏輯的誤讀。

其次,模糊性本身可能成為穩定機制。通過避免在危機中做出明確承諾,北京降低了與美國過早升級衝突的可能性。其在烏克蘭和加沙的審慎克制,不僅反映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體現了它的靈活性偏好。對於美國決策者而言,施壓讓北京“選邊站”,可能會低估模糊性在管理中國崛起面臨的矛盾時的作用。

第三,美國不應將中國的剋制誤解為被動。北京正通過“一帶一路”在全球南方的投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機制,以及有計劃的軍事擴張,來積極塑造國際環境。這些舉措旨在規避被自由秩序排斥的風險,且無需直接挑戰現有秩序。政策制定者應預料到中國將繼續採取雙重戰略,即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支持現有機制,同時為自己被該機制邊緣化準備替代方案。

最後,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二元性,採取一種不那麼非黑即白的策略或許更有益。華盛頓可以通過管理而非試圖解決中國帶來的矛盾來適應這種變化。其目標不是強行整合上述複雜因素,例如將中國變成死心踏地的夥伴或者徹頭徹尾的對手,而是預見到中國將繼續在融入與對抗之間遊走。美國的戰略需要在這一灰色地帶運作,其間模糊性不是個案,而是中國大戰略的本質特徵。儘管美國尚未發佈正式對華戰略,下結論可能為時尚早,但特朗普政府或許比拜登政府更傾向於朝這一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