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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關稅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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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裕舜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羅德學者

韓國是否應重新調整美中政策?

2025-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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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輕里說,韓國政壇過去六個月也是喧囂不斷。2024年12月3日,時任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並嚴厲譴責反對派試圖“推翻韓國的自由民主”。不過一場激烈的抗議迫使他撤回了這一決定。

隨後韓國有過三任代總統。2025年4月,根據最高法院裁決,尹錫悅被正式罷免總統職務,其繼任者的選舉定於6月3日舉行,離宣布戒嚴那天整整過了六個月。

反對黨領袖李在明是民主黨資深人士,且一向不乏爭議。他將與前僱傭勞動部部長金文洙對決。根據5月中旬達成的一項聯合協議,前代總統韓德洙退出競選,轉而支持金文洙。目前,共有七名候選人,其中兩名實力強勁。

鑒於兩大政黨的過往表現,即將到來的選舉很可能是給一群“最不受歡迎的候選人”投票。也就是說,那些選擇李在明的人,可能更多是出於對尹錫悅威權主義傾向、腐敗和無能的厭惡,而非真心支持李在明闡述的願景。同樣,那些投票給李在明對手的人,也不太可能是尹錫悅領導能力的擁躉,而只是擔心青瓦台落入左翼人士手中。

從地區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這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兩位候選人的其中一位勝出是否會導致韓國重新調整其美中政策,以應對日益加劇的中美競爭?

結構性因素讓聚焦領導力的分析略顯不足

鑒於總統在國家決策中佔據的主導地位及其巨大影響力,我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6月3日總統大選的結果將對首爾對北京和華盛頓的態度產生顯著影響。然而我們必須謹慎,切勿誇大個別政客的作用和重要性,尤其是考慮到影響中美韓關係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首先,韓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在該地區堅定而穩固的安全夥伴。1953年簽署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將韓國的安全與華盛頓牢牢綁定,它應對的不僅是朝鮮半島陷入僵持的衝突,也包括其他潛在競爭對手與美國爭奪地區戰略影響力。儘管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其第一任期內對“薩德”系統提出了偶爾的、臨時性的批評,但美國“薩德”系統仍然是韓國抵禦朝鮮潛在侵略的防禦線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李在明過去也曾批評“薩德”。2022年大選前夕,他曾公開反對部署“薩德”,稱其“不符合我國的國家利益”。但他也明確承認,“薩德”已是“既定事實”。其實,由於朝鮮因渴望被關注而表現出更大的攻擊性,同時受到朝俄夥伴關係突然大幅提升的刺激,任何稍有見識的韓國總統都不會偏離韓國兩黨精英達成的總體共識,那就是必須而且應該維持韓美軍事和安全合作。

其次,無論黨派立場如何,新上任的青瓦台主人都必須應對一個與三年前截然不同的美國政府。前總統喬·拜登曾竭力彌合日韓之間因為歷史問題引發的緊張關係,並在戴維營與韓日領導人舉行會晤,試圖開啟“夥伴關係新時代”,但他的繼任者在維護多邊機制方面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意願。

從公開批評北約,到在烏克蘭安全保障問題上反覆無常,再到對歐盟的尖刻不滿,特朗普政府已經明確向國際社會發出信號,即其行為更具交易性質,受短期利益驅動,而且它全面質疑國際安全條約和防務協定,尤其是那些其他成員國未能按特朗普要求承擔“責任”的條約。因此,新任韓國總統會被迫應對諸多突發事件:如果華盛頓要求首爾全額支付“薩德”費用呢?如果特朗普要求韓國大幅增加美國商品採購,以彌補有限的雙邊貿易逆差和換取軍事和安全保障呢?如果特朗普試圖重演失敗的河內峰會,再次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呢?

這些問題需要新當選領導人謹慎對待,也需要他採取戰略對沖措施,對中美關係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並重振目前緊張的對華貿易、金融和文教關係。

最後,韓國與中國發展更緊密關係顯然有其優勢,前提是韓國必須務實地處理這一關係,並看透那些語言上的把戲。2023年,韓中貿易格局發生逆轉,韓國31年來首次出現對華貿易逆差。這一事實敲響警鐘。在高附加值製造業領域,韓國長期以來一直佔據技術領先地位,但隨着中國持續投資於該領域,預計這一逆差還將擴大。

在這方面,關鍵是北京和首爾能否找到新的妥協方案,比如中國大幅向韓國生產商開放國內市場,對韓國進行更有效的投資,並承諾協助首爾抑制朝鮮金正恩政權的地緣政治野心。目前這一切尚無定論,現在就斷言中韓關係的走向還為時過早,關鍵性突破仍有可能實現,尤其是在中國持續開展外交魅力攻勢的情況下。這也表明中國高層確實希望彌合與其鄰國和全球北方國家之間的裂痕。

為什麼領導力可以且依然重要

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

誰將贏得選舉這個短期問題對韓國與中美的關係真那麼重要嗎?

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謹慎理解。李在明和他的對手之間仍然存在三個分歧,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韓國對朝鮮的立場可能出現微妙但重要的變化。李在明誓言,如果他當選,將與朝鮮重建“互信”。他主張恢復2018年簽署的朝韓軍事協議,並停止跨境負面“宣傳”活動。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希望與其前任的強硬立場保持不同,還有待觀察。另一邊,他的兩位對手都呼籲加強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以應對來自平壤的威脅。因此,如果當選,李在明可能會推動韓國在華盛頓和北京的支持下更積極地努力重建與平壤的關係,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也會讓中國感到不安,因為半島存在複雜的利益糾葛和大量懸而未決的分歧。

其次,李在明可能支持韓中之間開展更多的文化、教育、人文以及民間社會主導的交流。長期以來,批評人士一直指責他對中國過分恭順,這種指責對他非常不利,因為根據2022年的一項調查,4/5的韓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或非常負面的看法。反之,如果他的競爭對手當選,跨文化交流可能受到更嚴格的審查,理由是保護國家免受外部勢力的滲透和干涉。未來幾年可能成為塑造下一代韓國人對中國態度和信任的關鍵時期。

最後,首爾對北京推動加強貿易一體化和互聯互通的接受程度,也會因候選人而異。李在明名義上的左翼立場,本應讓他對擴大貿易自由化持懷疑態度,但實際上他傾向於加強和擴大與中國的經濟和投資關係,這很可能促使他就擴充現有的中韓自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就目前情況而言,中日韓協定的前景仍然只是象徵性空談,而非實質性的政策提案。

相反,如果李在明的對手贏得勝利,可能會讓韓國在諸多方面傾向於華盛頓,從遵守敏感技術限制到關稅談判,從打擊中國原產地商品對美再出口到華盛頓將北京視為系統性戰略對手的其他領域。

政治學的一個非正式規則是,在結構性因素確定的界限內,領導人個人保有少量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權力,它有可能意義重大,而這主要取決於他們及其顧問的判斷力。

對今天的韓國來說,這句老話尤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