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對國際核軍控和裁軍的影響

俄烏衝突再次對管控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敲響警鐘。國際社會應積極行動，改變一段時間以來在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方面的消極、無為狀態，充分運用好現有的各種機制和平台，重新激發有利於核軍控和裁軍的內生動力。中國支持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機制，一直奉行非常克制的核政策，在當前核風險上升的情況下，要繼續推動國際核軍控和裁軍走出一條維護持久和平、穩定的新路。

一、五大核風險

俄烏衝突雖然尚未實際出現使用核武器或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況，但這一衝突揭示出的核風險至少有五種情景。

第一，有核武器國家[1]使用核武器的風險。雖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使用核武器已被認為是現實中無法想像的事情，2022年1月五個有核武器國家發表了《關於防止核戰爭和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但在此次俄烏衝突中，俄羅斯的戰略威懾力量進入了特殊戰備狀態，這使全世界感受到了爆發核戰爭的可能性。核時代以來形成的核武器不應該被使用的觀念和文化都需要重新被確認。

第二，無核武器國家境內核設施遭破壞的風險。就此次俄烏衝突來看，烏克蘭境內的核電站成為核風險的另一個來源，至少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遭到有核武器國家或無核武器國家的軍事打擊而發生核泄漏。二是擁有核電站的無核武器國家以核設施為手段實施核威懾。三是在特定條件下，核設施遭到恐怖主義組織等非政府組織破壞。對於以上風險，雖然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國際機構高度重視，但很難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應並提供安全保障。國際社會對民用核設施的管理至少是不充分、不完善的。

第三，更多無核武器國家跨越核門檻的風險。由於在俄烏衝突中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烏克蘭公開宣稱後悔在1994年放棄其曾經擁有的核武器。此外，烏克蘭的處境還使一些無核武器國家再次重新思考其在是否擁核方面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日、韓等國在希望擁核方面的動向提示國際社會，當前重提核武器開發要求的不少國家是美國的盟友。[2] 這種情況不同於此前主要是非美集團的國家尋求擁有核武器。從歷史上看，美國在核擴散問題上經常對其盟友或意圖拉攏的國家網開一面。在當前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頻受衝擊的情況下，如果美國再次放任其盟友的核擴散行動，將對當前的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造成致命打擊。

第四，國際核軍控及裁軍談判陷入僵局的風險。在俄烏衝突中，一個尚未受到充分重視的問題是美俄戰略穩定對話前途未卜。美俄兩國的核武庫規模相當，兩國的核彈頭數量佔全球核彈頭總數的近90%。[3] 美、俄兩國中的任何一國不參與國際核軍控和裁軍，都將對全球安全產生重大消極影響。如果美俄戰略穩定對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恢復，同時美西方繼續加大和鞏固對俄制裁和排斥，俄羅斯未來在國際核軍控和裁軍問題上將發揮什麼作用、將如何發揮作用，都將值得觀察。[4]

第五，有核武器國家進一步提升核軍備的風險。俄烏衝突到目前為止並未使歐洲安全架構朝着更平衡、更包容的方向發展。相反，美國利用俄烏衝突進一步強化北約，增加在中東歐的軍事部署，促使歐洲國家增加軍費，進一步論證發展和部署導彈防禦系統的合理性。[5] 顯然，美國和北約的這些行為又會進一步刺激俄羅斯進行反制。無獨有偶，美國在歐洲強化北約及其軍事部署的行動，將同樣映射到亞太地區。這樣，美、俄、中以及其他相關國家在核、導彈防禦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互動將成為國際核軍控和裁軍在下一階段不得不關注的內容。

二、核風險管控的主要困難

俄烏衝突迄今為止雖然仍是區域性的，動用的是常規力量，但其對如何防範核風險、能否繼續保障核安全提出了問題。其中涉及的問題至少包括：有核武器國家的核政策、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機制的有效性、無核武器國家的角色以及有核武器國家間的關係等。

第一，有核武器國家的核政策。核武器誕生70多年來，中國之外的其他有核武器國家仍然以“核威懾”或“延伸威懾”為理由，拒絕採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使世界處於核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的危險中。更為嚴重的是，冷戰時期促使美蘇保持戰略穩定的一些因素不再適用。在此情況下，管控核風險需要有核武器國家再次確認彼此的戰略意圖，在政策上做出新的承諾。

第二，國際機制的有效性。冷戰結束後，宣布擁核的國家不斷增加，而美國在小布殊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期間又不斷退出重要的國際軍控和裁軍條約，國際核不擴散和裁軍機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俄烏衝突則更加凸顯了這一問題的嚴峻性。國際社會需要採取措施重塑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機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

第三，無核武器國家的角色。俄烏衝突使人們看到了無核武器國家在核風險問題上的另一面。無核武器國家雖然沒有核武器，但它們在極端情況下也可以利用境內的民用核設施實施核威懾。而且，無核武器國家境內的民用核設施還可能落入一些危險的非政府組織手中。因此，無核武器國家在管控核風險方面也應該承擔更大責任，並就極端情況下管控其境內的民用核設施作出承諾，採取具體行動。

第四，有核武器國家間的關係。當前，大國之間的關係充滿挑戰。首先，美俄戰略穩定談判顯然已經受到俄烏衝突的影響。其次，拜登政府在對外戰略中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這與歷史上美國啟動軍控談判時的情況有明顯差距。再次，大國關係重新轉向地緣戰略博弈。基於此，如何使有核武器國家繼續保持冷戰結束以來在國際軍控和裁軍問題上的合作就成為一個問題。

三、加強核風險管控的路徑

俄烏衝突再次凸顯國際社會面臨諸多核風險。綜合這些風險對全球安全和國際核軍控和裁軍體系造成的衝擊及其發生的可能性，本文認為，國際社會應以俄烏衝突中暴露的核風險為契機，以進一步防止核擴散、保障核設施安全以及避免核衝突為目標，重新修復國際核軍控和裁軍機制的全球核治理。

第一，充分用好《核不擴散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重新確認核不擴散和核軍控目標。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核不擴散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一再延後，目前暫定於2022年8月舉行，這為國際社會重新激發國際核軍控和裁軍合作提供了一個機遇。國際社會應立即打開各種渠道積極為擬議中的《核不擴散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設立一個建設性的議程，同時推動有核武器國家為國際核軍控和裁軍作出更大貢獻。

第二，重新推進核安全合作，繼續加強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管控民用核設施風險方面的作用。加強對民用核設施的安全防護至少有兩個重要平台，分別是2009—2016年核安全峰會留下的成果以及國際原子能機構。其中，設立在北京房山的中美核安保示範中心是核安全峰會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為亞太地區各國提供系統、全面的核安保教育培訓。

第三，敦促核大國繼續承擔核軍控和裁軍責任。美國對國際核軍控和裁軍負有十分特殊的責任。國際社會仍要督促核大國承擔其在核軍控和裁軍方面的責任，使其實質性、更進一步地裁減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嚴格管控其盟友謀求核武器的衝動，採取措施改善刺激核風險的國際安全環境。

第四，推動有核武器國家之間重建戰略互信。首先，主要核力量之間需要重新確認彼此的戰略意圖。其次，有核武器國家之間需要認真探討如何實現戰略穩定。在當今時代，如何實現有核武器國家間的戰略穩定也需要更寬廣的視野。再次，主要核力量之間還需要就預防事故性發射等危機管控措施進行磋商。

面對國際核軍控和裁軍面臨的諸多問題，中國應繼續推動國際核軍控和裁軍走出一條能夠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穩定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