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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對中美關係帶來嚴重影響
早在俄羅斯2022年2月24日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前的一年間，中美關係的互動模式已經發生了“範式轉移”——華盛頓普遍認為中美關係進入戰略博弈的“持久戰”：拜登政府總體接過了特朗普政府對華遏制的衣缽，區別在於前者比後者更重視如何塑造有利於“遏制中國”的國際環境，同時至少口頭上更強調要為防止戰略競爭脫軌設置“護欄”。與此相對應，北京也日益相信中美關係已經進入戰略博弈的相持期。中方頗為主流的敘事是，中美博弈反映了兩國的權勢、制度以及觀念之爭，將貫穿中華民族復興的全過程。外界一般認為，競爭和鬥爭已經成為華盛頓和北京在處理雙邊關係的核心詞彙。
當然，實際情況似乎更為微妙。一方面，與兩國的官員不時爆發的嘴仗不同，雙方領導人在有限的對話中仍然強調要為中美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留出合作空間，並且也各自表達了不讓中美關係滑入“新冷戰”的意願。另一方面，2022年中方正全力準備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召開，美方也面臨中期選舉這個更為緊迫的政治議程。無論從各自穩定經濟的國內需求考量，還是兩國政策團隊雖不熱絡但比特朗普時期更可預期的互動方式而言，人們對穩定中美關係有了更高的期待。對此中方顯然比美方更見行動。今年年初，北京高調紀念中美上海公報發表50周年，不斷呼籲華盛頓重拾“求大同、存大異”的“上海公報精神”來照亮中美關係的前進之路。
然而，俄烏危機的急劇升級並引爆俄羅斯對烏全境的直接軍事進攻，不僅讓北京措手不及，而且持久的戰事以及可能的進一步大規模升級的危險，無疑給本已經非常困難和脆弱的雙邊關係又壓上了塊巨石，顯著增加了北京處理中美關係的難度。
一、三重困境
首先，俄烏危機和衝突進一步加劇了中美兩國的相互懷疑和敵意。一方面，華盛頓和北京圍繞俄烏衝突的起源及責任歸咎存在深刻的分歧，其實質是雙方對當前國際秩序的性質及未來發展願景的重大差異。華盛頓譴責莫斯科對烏“發動侵略戰爭”，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指責中方沒有公開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北京則強調俄烏危機不僅歷史經緯複雜，而且後冷戰以來北約不斷東擴而無視俄羅斯合理安全關切，是導致當前俄烏衝突的重要原因，美西方自身難辭其咎。隨着美方大力軍事援助烏克蘭，通過了高達400億美元援烏法案，並對俄實施空前的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拜登政府高官及美國會兩黨領袖也紛紛表示要藉此全面“削弱俄羅斯”。中方則據此指出，美國和北約正與俄羅斯進行一場“代理人戰爭”，美國真正的戰略目標就是通過烏克蘭戰爭的長期化來“拖垮俄羅斯”。加之白宮高級官員也一再重申，俄烏衝突不改變美國關於“中國是美國最主要戰略對手”的判斷，在北京看來，美西方希望通過這場戰爭，企圖恢復其已經弱化的國際秩序主導力，扭轉北京經常提及的“東升西降”的全球力量發展軌跡。
另一方面，俄烏衝突後美方加緊炒作“中俄軸心論”也日益增添北京對華盛頓的戰略警惕和對立。在北京看來，華盛頓和北約領導人斷章取義理解2022年2月4日發表的《中俄聯合聲明》中“中俄合作無禁區”等詞句，目的是妄圖坐實中方是俄發動戰爭的“從犯”罪名。美西方向俄羅斯發動大規模經濟金融制裁後，華盛頓還威脅中方不能幫助俄羅斯脫困，否則將面臨嚴重後果。美參眾兩院通過所謂《軸心法案》，要求美國務院定期向國會提交關於中俄合作及中國助俄逃避美西方對俄制裁的報告。北京則批駁美方是“賊喊捉賊”，認為美方不僅意在借烏克蘭危機發戰爭財，而且企圖用“民主對抗獨裁”的話術，在國際上組織反對中俄的聯合陣營。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在歐洲和亞太地區明顯加快了以中俄為假想敵的軍事同盟協作。北京指出美國領導的北約有“亞太化”甚至“全球化”趨勢，反映了美方進一步對中俄實施“雙遏制”、推動新冷戰的戰略意圖。
中美兩國政府因俄烏衝突升級的戰略敵視，也進一步影響了兩國民意對立情緒。根據美國皮尤民調機構今年4月28日的調查，超九成受訪美國人認為中俄之間的夥伴關係是“嚴重問題”，同時受訪美國人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再創新高”——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受訪美國人佔82%。俄烏衝突也引發中國民眾廣泛關注，儘管民間對俄烏衝突的原因及影響有不同觀點，但隨着戰事的持續升級，中國民眾大都認為俄烏衝突已經演變成為一場西方針對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而且美國和北約的真實目的是企圖同時削弱中俄兩國。
其次，俄烏衝突進一步惡化了中美各自總體的經濟狀況和經濟安全，更加速了雙方科技及關鍵產業鏈的分離程度。一方面，俄烏衝突，疊加疫情復蘇分化和通脹高企，加劇了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給本已脆弱和失衡的疫後世界經濟形勢雪上加霜，作為世界經濟主引擎的中美兩大經濟體受到嚴重影響。大宗商品價格輪番上漲使得美聯儲在遏制高通脹和防止經濟衰退的政策選項之間左右為難。不少國際經濟分析機構發出了美國出現滯漲甚至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的預警。對中國經濟而言，俄烏戰火的蔓延以及美西方國家對俄空前規模的制裁和連帶制裁，直接阻斷了中方與烏克蘭的投資和經貿往來，限制了中國與俄羅斯戰前正常的經貿和投資項目。而且中國近年來正加快糧食進口結構多元化，特別是增加從俄、烏進口糧食作物和化肥等農資以改善本國的糧食安全結構，俄烏衝突爆發及其衍生影響對糧食、化肥等供應鏈的衝擊，疊加近年來極端氣候對國內糧食生產的負面影響，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糧食安全的風險敞口。
另一方面，俄烏衝突不僅加快了中美兩國在科技和關鍵產業鏈的脫鉤趨勢，而且對中美金融領域的合作關係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北京尤其關注美國實施的兩個步驟。其一是參院近期通過《美國競爭法案》修訂版，標誌着美國立法部門推動對華科技和關鍵產業鏈脫鉤進入快車道。其二是拜登總統於5月23日宣布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框架”，標誌着美國加快構建“去中國的關鍵供應鏈”同盟。對北京而言，俄烏衝突不僅讓北京要進一步面對中美科技和關鍵產業鏈脫鉤的壓力，美西方對俄發動史無前例的金融戰，包括凍結俄羅斯在美西方國家超過3000億美元的外匯資產，也使得北京日益意識到全面防範和反制美國對中國實施“金融戰”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如何全面提高中國對美鬥爭中“金融武器”的防禦能力和進攻能力已經成為中國政府需要大力謀劃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這也預示着中美兩國經濟關係的“脫鉤”趨勢正從科技和關鍵產業鏈等實體經濟加速向著以金融、銀行為代表的虛擬經濟蔓延。
第三，台海緊張升級的警報器被不斷拉響。一方面，早在俄烏衝突升級前，拜登政府繼承了其前任“以台制華”的戰略，即華盛頓在對華長期競爭戰略框架下，大幅提升台灣在美全球和地區戰略中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地位，美國政府“一個中國政策”被不斷掏空。對北京而言，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兩項重要倒退引起中方高度警惕和不滿。其一是拜登基本繼承了前任特朗普政府對台政策的重大調整，明確把“與台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列，作為處理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的法理和政治基礎，大幅提升美台關係的政治和戰略意義。其二是拜登政府繼續有意混淆美國“一個中國政策”下對大陸和台灣的定位，以及美頻繁威脅施壓欲與北京建交的“台灣邦交國”等行為，都被北京認為是支持台灣民進黨政府實際推行的“一中一台”政策的嚴重挑釁舉動。在中方看來，美國日益空心化的“一個中國政策”同中方強調的“一個中國原則”已經沒有太多政策交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基石已被嚴重侵蝕。美國政府不僅日益虛化其“一個中國政策”，而且正通過加緊美台政治、軍事和經濟合作來阻遏大陸統一台灣的步伐，和平統一時間是否仍掌握在中方手裡成為中國國內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北京對美台關係的這種認知勢必影響中國政府和民眾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走向。
另一方面，俄烏衝突後美國政府的台海政策有加速“戰略清晰”之勢，加劇了中美之間有效管理台灣問題的難度。儘管近年來美國國內圍繞是否要放棄台海政策上的“戰略模糊”時有爭論，但總體局限在智庫專家圈內，美國政府對於一旦台海有事，美國是否必然軍事介入仍然表態謹慎。但是俄烏衝突後，不僅華盛頓的智庫專家密集高調討論所謂“俄烏衝突對台海影響”，美國政府和國會也紛紛對所謂北京可能武力攻台的前景及後果發出警告。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稱中國大陸將從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事中汲取經驗，為未來“入侵”台灣做準備，並重申了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則威脅說，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動武，美國將對北京施加類似對俄羅斯的制裁。在美方看來，美西方團結全方位制裁孤立俄羅斯，援助烏克蘭開展對俄“持久戰”不僅能夠削弱俄羅斯，而且增加了對北京所謂“武統台灣”的威懾效應。期間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拜登在5月23日訪問日本時公開宣稱一旦台海起戰火，美軍將協防台灣。儘管白宮及拜登本人事後表示美對台政策沒有變化，但北京對拜登政府包括其本人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信任度也降到新低。與此同時，華盛頓的眾多智庫專家也毫不掩飾地鼓勵台灣應該多從烏克蘭“非對稱”、“靈活”的對俄軍事戰略中學習在衝突場景下對抗大陸的經驗。此外，華盛頓還通過在亞太強化軍事同盟的方式，鼓勵日本、澳大利亞等盟友在台問題上向北京施壓。從中方角度看，華盛頓故意將一個主權國家烏克蘭同一個沒有主權的台灣相提並論，暴露了其所謂“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虛偽，是為日後干涉中國統一進程做法理準備。俄烏衝突後，美國政府對台海問題最新的政策宣示或對華威脅，都進一步證明了美“以台制華”力度正不斷升級，其不惜武力阻止兩岸統一的政策走向進一步清晰。隨着北京對華盛頓在涉台問題上不滿和不信任與日俱增，加之雙方目前對話交流的機制運行不暢，未來圍繞台海問題不確定性和危機風險將持續上升，勢必嚴重衝擊中美關係乃至全球和平穩定。
二、兩大啟示
無論是對國際安全秩序、大國關係格局還是世界經濟發展而言，俄羅斯同美西方圍繞烏克蘭的軍事衝突是冷戰結束三十年來的又一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混亂的年代催人深思。對於中美關係而言，俄烏衝突背後的教訓和啟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兩方面尤為重要。
一是，必須審慎管理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一般而言，除非結盟，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屬於常態，無法根除，只能管理。眾多的歷史案例研究表明，有效緩解大國安全困境的途徑首先需要大國之間經常性的戰略溝通、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彼此刻板印象固化各自對對手的動態認知，從而不斷增強相互之間對對方戰略意圖的準確把握。其次，大國之間要對彼此的核心安全利益保持高度的敏感性，防止不斷在對方核心利益問題上“切香腸”而導致安全困境的繼續升級甚而失控。安全困境理論還強調要管理好本國國內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對安全困境的刺激作用，尤其要防止為了緩解國內壓力及轉嫁國內各種困境，通過炒作“外敵”從而加劇大國之間戰略敵意和對立。
這些理論上的總結，都是源於歷史上反覆上演的大國安全困境演化乃至惡化的悲劇。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的爆發與美蘇之間安全困境的管理失敗密切相關。比如，由於安全文化差異和歷史經驗等原因，二戰後的美蘇相互之間都難以理解對方安全政策的複雜原因，雙方採取的所謂防禦性的安全行動不斷引發對方的焦慮和升級反應。在此安全困境不斷加劇過程中，又被兩個因素進一步放大。一是對對方戰略意圖判斷用意識形態甚至種族特性等所謂“結構性因素”進行歸因，比如凱南的長電報就是當時美國對蘇聯認識的典型代表。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兩國國內政治進一步惡化了相互的安全困境。美國政治制度特性、權力制衡和利益集團的作用，使得美國領導人不斷誇大來自海外的危險，並藉以提升他們在國內的權力。類似的，蘇聯對美國行為的意識形態化解讀和蘇聯高層對東歐地區強烈的控制慾望，使得美蘇之間固有的安全困境不斷升級成為一系列的安全對抗事件，導致冷戰全面爆發。
如今俄烏之間的衝突終於爆發為兵戎相見，對歐洲地區安全和國際秩序穩定帶來嚴重衝擊，其背後固然有複雜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的安全利益糾葛，但同時也揭示出俄羅斯同支持烏克蘭現政府的美國及北約之間長期的安全困境管理的失敗。包括凱南、基辛格、蓋茨等美國眾多戰略家和前高官也都承認冷戰後北約背棄承諾、不斷東擴嚴重刺激了俄羅斯的敵意。美西方對俄羅斯長期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維”、根深蒂固的“刻板的敵人意向”、服務國內政治議程的需要，最終導致美西方同俄羅斯安全困境急劇升級並引發災難性後果。同樣，中美雙方也應該從歷史和現實悲劇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共同管理好兩國之間日益嚴峻的安全困境。
二是，必須儘力防止大國之間的新型混合戰爭的失控。俄烏衝突不僅已經演變成一場美西方同俄進行的“代理人戰爭”，更是一場集合了軍事戰、情報戰、金融戰、認知戰、外交戰等多條戰線同時開戰的21世紀新型混合戰爭。新型混合戰爭相對於傳統的軍事衝突既有不少相似之處，包括大量軍人和平民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但最大的不同是戰爭升級（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升級）的不可測風險進一步上升。這種不可測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新型混合戰爭的經濟影響會迅速超出傳統戰爭的地理範圍，形成全球範圍的經濟危機。根據聯合國機構的研究，俄烏軍事衝突特別是美西方對俄實施超大規模經濟戰，使得嚴峻的能源、糧食短缺和沉重的債務危機迅速衝擊廣大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使其面臨疫後復蘇艱難和俄烏衝突的雙重打擊。不同於傳統的軍事衝突，大國之間新型混合戰爭對世界經濟危害的風險急劇上升。
其次是金融“武器化”及其濫用增加了傳統軍事衝突升級的風險。儘管美西方政府津津樂道對俄羅斯的超級經濟制裁正嚴重侵蝕俄羅斯的經濟運行，但由於超大規模的金融制裁和經濟封鎖對俄羅斯經濟社會的破壞和對俄羅斯民眾的傷害往往沒有像戰火直接造成血淋淋的人員傷亡和城市摧毀，所以施加者往往沒有太多的心理負擔，從而導致金融武器濫用和長期化趨勢。對於受害者而言，是否只是以牙還牙地用經濟手段反制對手，還是全面升級軍事衝突本身來對抗金融戰和經濟戰？如果戰爭一方認為對手的金融戰已經造成本國核心安全利益的不可逆的破壞，就可能顯著增加其大規模升級戰爭來迫使對手後退的動機。
三是核戰爭陰影再次籠罩歐洲上空。不要忘記，俄烏衝突背後仍是世界兩大核武力量的較量。 隨着拜登政府發出了通過俄烏戰爭“永久削弱俄羅斯”的明確信號， 美國顯著提升了烏克蘭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位置。這是否會強化普京政府的一個固有觀念，即俄同美西方在烏克蘭的較量是俄羅斯的“生死存亡”之役？俄羅斯方面也再次發出了信號，如果北約和美西方對烏戰事的介入和對烏支持造成了俄無法承受的戰略代價，俄羅斯將毫不猶疑地用致命武器予以反擊，這也意味着整個北約都將面對又一次的“古巴導彈危機”，及其所引發的“核大戰”危險。
2500年前，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無論戰爭形態發生多少變化，我們仍然要清醒認識其關乎國家和民眾生死存亡的根本影響。對於中美兩國決策者而言，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管理中美競爭關係，防止失控甚至陷入對抗和軍事衝突，是必須謹記於心的國之大事，不可不察。尤其對於當前美國國內那些津津樂道新型混合戰爭效果的人士，更應當認真從俄烏衝突中汲取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