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不會改變中俄關係發展的內在邏輯和獨立價值

近年來，中俄關係已成為互信程度高、協作水平高、戰略價值高的大國關係典範。俄烏衝突爆發後，如何看待中俄關係在外部環境受到的衝擊，如何理解衝突對中俄關係內在邏輯的重塑能力，以及中俄關係未來發展的前景，成為判斷俄烏衝突對大國博弈態勢影響的重要參考。

一、中俄關係的外部環境面臨衝擊

第一，維護國際體系和秩序的共識面臨“壓力測試”。在俄烏衝突背景下，雖然國際體系尚未處於徹底崩塌的絕境，但其整體脆弱性和局部分化趨勢不可避免。不論是暫停俄羅斯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將俄逐出聯合國安理會、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1]的討論，還是愈演愈烈的“民主—威權”二元對立敘事[2]和“中俄軸心”[3]的塑造都表明，國際力量可能出現以排他性安全、價值觀對立為標誌的“陣營化”重組。在此背景下，俄全球議程設置權和多邊事務參與權可能受到擠壓，中俄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的共識，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和制度性成本。

第二，深化務實合作的機遇和風險同步上升。在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的疊加影響下，普惠型全球化的紅利料將逐漸消亡。金融武器化、技術武器化和能源武器化的趨勢，以及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的安全化重構難以逆轉。各國建立貿易“防火牆”和產業“隔離帶”的需求將急劇上升。在機遇方面，中俄關係將成為俄羅斯擺脫政治孤立、經濟困境、技術封鎖的核心抓手，在能源、科技、投資、金融等領域的對華需求將更為強勁，中國的市場、資金、技術、人才可能填補美歐與俄羅斯“脫鉤”造成的真空。但與此同時，俄烏衝突持久化給予美、歐、日等國不斷加碼制裁的空間，俄羅斯的經濟發展預期、金融市場、投資環境受到嚴重衝擊。無論是動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等“核武級”的金融制裁，還是俄羅斯推動的“俄概股退市”[4]或以“天然氣盧布”[5]瓦解“石油美元”霸權的嘗試，都將增加中俄深化務實合作的外部風險。中資企業或個人開展對俄合作面臨“次級制裁”風險，包括被列入美國的《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SDN）清單；在俄海外工程承包、跨境投資和貿易結算面臨障礙；過境俄羅斯與白俄羅斯的“中歐班列”可能被迫縮減；對俄能源和高科技合作面臨“長臂管轄”。

第三，戰略定位和外交重心亟待協調。對俄羅斯而言，俄烏衝突導致俄羅斯和歐盟之間將形成深刻的思想和倫理“分水嶺”[6]。隨着歐盟提出在2027年前擺脫對俄化石能源的依賴[7]，能源合作對俄歐關係的槓桿效用面臨終結。美國利用俄烏衝突對俄進行“孤島化”改造的衝動，也將限制雙方有限妥協的意願和空間。俄戰略取向可能從“文明歸屬”的爭論轉向獨立存在的“文明例外”共識，非西方世界和“向東看”將成為其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8]相較於俄羅斯的“外交轉向”，中國外交仍堅持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在全方位推進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同時，強調根據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認為中歐作為全球兩大力量、兩大市場、兩大文明，有着廣泛共同利益和深厚合作基礎。在未來的中俄美歐大國博弈中，俄羅斯的主動地位和運籌能力將發生變化，中俄面臨戰略定位和外交重心上的再協調。

二、超越冷戰思維和經驗主義：理性看待衝突對中俄關係內在邏輯重塑能力

第一，中俄不會藉機結盟或打造“反西方”的統一戰線。不少專家認為，面對所謂的“集體西方”的戰略壓力和美國的“雙遏制”策略，特別是俄羅斯因俄烏衝突受到前所未有的制裁與孤立下，中俄將被迫走上討論已久的結盟路徑，加強戰略和利益捆綁，打造所謂的“反西方”統一戰線。實際上，中俄結盟違背兩國關係發展的歷史經驗，也不符合雙方對彼此的定位。從歷史經驗看，中國在近代與俄羅斯（蘇聯）曾經進行過三次結盟的嘗試，包括清政府與沙皇俄國於1896年簽訂的《中俄密約》；中華民國政府與蘇聯政府於1945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蘇聯政府於1950年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結果表明，三次結盟嘗試都未能實現共同防禦，未能構建中俄的平等互利關係，未能化解意識形態或國家利益分歧，甚至一度兵戎相見，最終成為兩國關係發展史的“失敗案例”。 正是基於上述教訓，中俄通過簽署《中俄睦鄰友好條約》等系列歷史性政治條約，以法律形式確立了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理念，經過歷史和現實驗證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中俄關係“黃金標準”，不會因俄烏衝突造成的政治和安全亂象而改變。

此外，中俄（特別是中國）與“集體西方”在經貿、科技、人文等方面高度相互依存。2021年，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和韓國是中國的前五大貿易夥伴，其中歐美日韓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38%[9]；歐盟是俄羅斯頭號貿易夥伴，佔俄對外貿易總額的37%。[10]雖然俄歐貿易可能因減少能源依賴等措施逐步縮水，但這一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雖然部分國家推動“技術民族主義”，但世界在科學規範、技術標準層面尚未分裂為兩個互不兼容的體系。因此，中俄不存在構建“反西方”統一戰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使在主觀意願層面，中俄看似在“反西方”共識下不斷走近，源自於應對美國的全方位戰略擠壓和不斷強化的“民主—威權”意識形態對抗，是應對霸凌行為和單邊制裁的“防禦性聯動”，而不是以“反西方”為目標構築進攻性的統一戰線。

第二，衝突不會導致中俄產生互信赤字，“制裁威脅”難以阻止戰略協作深化。俄烏衝突爆發後，有關中俄關係“上不封頂”將受到重大考驗[11]，中國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面臨兩難選擇[12]，中俄軍事協作可能深化[13]等論調不絕於耳，部分國家甚至以制裁威脅中國放棄對俄合作。需要看到的是，中國在俄烏衝突問題上並未根據西方邏輯簡單進行“選邊站”，而是根據事件的是非曲直和國家利益獨立作出判斷，在支持俄合理安全關切的同時，強調尊重和保障包括烏克蘭在內的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切實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14]這表明，中俄在部分國際和地區問題上存在不同看法，實現訴求的方式選擇也有所差異，但這無礙中俄戰略協作的大局。因為中俄互信建立在雙方對國際公平正義的共同認知，對世界大勢的共同判斷，以及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相互協調之上，可以保持高度的內部韌性和對外靈活性。同時，由於不遵循“非敵既友”式的同盟邏輯，亦或“我者他者”的身份認同邏輯，中俄戰略協作不會因立場差異而產生隔閡，也不會因為外界的離間利誘而分化。與此同時，在中美俄三方互動中，雙邊關係的平行發展態勢不會被打破，中俄關係與中美關係、美俄關係之間不存在對立或聯動性[15]，無論是從“冷戰大三角”的邏輯嘗試策動“聯俄抗中”，還是威脅施壓中國在中俄和中國與西方關係中進行“命運的選擇”，都不具備可行性。

第三，中俄關係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將更為凸顯。中俄兩國互為各自的最大鄰國，擁有長達4300公里的邊界線；中俄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的中堅力量；中俄同為重要的新興市場國家，經貿結構高度互補，雙邊貿易額從2000年的80億美元提升到2021年的1468億美元[16]，從單純貿易拓展到聯合研發、聯合生產、發展戰略對接等全新高度，跨境電商、數字經濟、農業、旅遊業、服務貿易日益成為與傳統戰略性大項目並駕齊驅的新動能和新增長點；中俄同為地區與多邊合作的關鍵力量，引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等機制發展。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中俄關係具有強大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不受國際風雲變幻影響，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干擾。”[17]中俄作為最大鄰國共享的地緣環境、肩負的國際責任、具備的比較優勢和發展互補性，是雙邊關係快速發展的內生驅動力，這些“恆定因素”不會受到俄烏衝突的影響。中俄無意且沒有條件結盟，中國也沒有義務切割與俄羅斯正常的經貿關係。此外，中俄強化全方位戰略協作的落腳點並非基於實力地位的“權力擴張”，而是履行維護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大國責任。加強雙邊戰略協作不針對第三國，也不受第三國和國際形勢變幻影響。[18]由於不存在傳統同盟政治中的責任約束、利益交換和“主從關係”，中俄戰略協作無需利用俄烏衝突而捏造“假想敵”或劃定“勢力範圍”，無需超越各自的戰略意志和能力邊界，更不會超越合理訴求和發展需要。

三、“建設性協同”：中俄關係未來發展的願景

可以肯定，因俄烏衝突溢出效應引發的全球力量的分化與組合，秩序的裂變與重構，思潮的碰撞與融合，以及世界範圍內的動蕩與變革將持續發酵。如何應對“後衝突”時代的國家體系、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新挑戰，將成為中俄關係發展需要面對的優先任務。

首先，強化在全球和多邊層面的建設性協同，成為動蕩變局中的“穩壓器”。中俄戰略協作雖為雙邊關係，卻具有全球性意義，直接關乎地區與世界的穩定。針對俄烏衝突可能造成的重返“雅爾塔”（勢力範圍劃分）或回歸“維也納”（大國協調與均勢）的秩序辯論，面對世界可能從發展議程主導下的“南北互動”重回安全議程主導下的“東西之爭”，以及各國有關安全觀、秩序觀、價值觀的認知鴻溝與衝突，中俄需要在維護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維護國際秩序平穩運行，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完善全球治理方面形成“建設性協同”，防止任何力量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進行“破壞性重構”，避免世界滑入“新冷戰”。

其次，堅持中俄雙邊互信的“上不封頂”，但同時明確底線。在俄烏衝突爆發前，中國通過聯合聲明的形式呼應俄羅斯有關“反對北約東擴”的立場，還提出“理解並支持俄方提出的構建有法律約束力的歐洲長期安全保障的相關建議”，其原因並非中俄互信的“不封頂”驅使，而是基於中國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也就是一國安全不應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地區安全不能以加強和擴大軍事集團保障的既有立場。此外，面對美國強化五眼聯盟、兜售“四邊機制”、拼湊“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嘗試打造“印太版小北約”的戰略衝動，中國首次明確“反對北約東擴”也是基於全球和周邊安全態勢變化主動作出的政策宣誓，並非依附於俄羅斯安全訴求的“立場綁定”。應該說，中俄互信“上不封頂”的底線，就是做到各自訴求與雙方共識的平衡，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的平衡，“守望相助”與“志同道合”原則的平衡，確保中俄互信成為捍衛基本的國際準則和國際道義，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優質資產”。

最後，倡導中俄戰略協作“不設禁區”，但更加突出價值導向。俄烏衝突的爆發表明，針對國際體系、國際秩序當中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完善之處，中俄既有共同認知，也存在解決方式的選擇差異。中國強調在悉心維護的基礎上對國際秩序進行改革完善[19] ，而俄羅斯則強調對其重構或“終結”[20]，甚至將經典的軍事衝突作為扭轉政治進程的方式之一。[21]這也說明，中俄戰略協作在領域上不設置“禁區”，但需要協調雙方的理念差異，將反對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干涉主義、霸凌行為等共識作為戰略協作的核心價值，並凸顯中俄戰略協作的普惠共贏效應。

綜合來看，雖然俄烏衝突可能造成中俄既有共識面臨“壓力測試”，重新協調戰略定位和外交重心，導致務實合作危機並存，但不會重塑中俄雙邊關係發展的內在邏輯，不會導致“反西方”聯盟的出現，也不會引發中俄互信赤字，中俄關係的內生動力和獨立價值將更為凸顯。強化在全球和多邊層面的建設性協同，在堅持互信“上不封頂”的同時明確底線，倡導協作“不設禁區”的同時突出價值導向，是中俄關係向更高層次、更高質量、更高水平邁進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