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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話題】:中美關係 貿易戰 全球治理 COVID-19 氣候變化 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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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緝思 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

反華陰謀:北京眼中的「新華盛頓共識」

202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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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中國正在捲入一場競爭,這場競爭可能比包括冷戰在內的現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國際競爭都更持久、更廣闊、更激烈。在中美兩國國內,對這場競賽可能升級為公開衝突的擔憂越來越多。在過去的十年里,華盛頓的共識已經決定性地轉向了對北京採取更具對抗性的姿態,這一進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間達到了頂峰。特朗普政府公開表達對中國的敵意,並詆毀中國共產黨。近期,美國政府的輪替傳達了不同基調,但並未出現實質性的政策調整。拜登政府今年3月發佈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聲稱中國“是唯一有潛在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華盛頓的許多人認為,這種對中國更強硬的新共識,是對北京方面更自信、甚至更加咄咄逼人舉動的回應——在他們看來,是中國迫使美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2月與美國總統約瑟夫·拜登的首次電話交談中所指出的,雙邊關係應該以“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為指導。這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路線。不過,就像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看法變得越來越強硬一樣,許多中國官員對美國的看法也越來越負面。北京的傳統觀點認為,美國是對中國國家安全、主權和內部穩定的最大外部挑戰。大多數中國觀察家現在認為,美國受恐懼和嫉妒的驅使,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國。儘管美國的政策精英現在清楚地意識到這種觀點是如何在中國紮根的,但他們中的許多人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是美國——而非中國——培育了這種新的敵對環境,特別是美國實行了中共所認為的長達數十年的干涉中國內政的活動,其目的在於削弱中共的權力基礎。更好地理解這些對當代歷史的分歧觀點,將有助於兩國找到一種方式來管理彼此之間的競爭,避免一場誰都不想要的毀滅性衝突。

反感是相互的

不難理解為什麼美國官員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大多數分析人士估計,到2021年底,中國的GDP將相當於美國GDP的71%左右。相比之下,在冷戰期間的上世紀80年代初,蘇聯的GDP還不到美國GDP的50%。與此同時,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外國投資目的地。美國人越來越覺得,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勢頭是在北京一方。

隨着中國變得越來越富有和強大,美國政治人物為了展示強硬,對中共進行了嚴厲批評,並利用美中貿易失衡、中國黑客攻擊美國機構並竊取商業機密、中國非法移民等議題,挑起美國公眾對華的恐慌。2020年,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斷指責中國傳播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對北京在病毒起源問題上誤導世界的懷疑久久揮之不去。在拜登執政下,美國對華官方表態變得不那麼好戰,但仍顯露敵對情緒。今年3月,拜登在其首次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中國的“總體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國家、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不會在我的任期內發生,因為美國將繼續增長和擴張”。

對中國持有疑慮的不僅僅是美國官員和精英。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截至去年秋天,74%的美國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創下了歷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這可能反映了一種代際轉變。年紀稍長的美國人傾向於把他們的同代中國人視為學生或後進的夥伴,認為中國人渴望學習美國的經驗。然而,年輕一代的美國人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他們對同代的中國人可能不那麼傲慢,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沒那麼同情。與此同時,美國針對亞裔的種族暴力和仇恨言論現象驚人地增長,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一趨勢與美中關係的惡化有關。當前,在美國生活的華人超過500萬,其中300多萬是在中國出生的。疫情爆發前,美國高校接收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將近40萬。這些人和華人群體過去經常被視為兩國之間的橋樑。然而,他們的存在和他們所受到的對待,可能會越來越成為中美摩擦的來源。

中國的崛起是令美國頭疼和焦慮的一個根源。對中國來說,國家地位的上升毫無疑問是自信和自豪的一個來源。今年1月,習近平在對中共高級官員發表講話時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今年3月,習近平表示,中國的年輕一代現在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在與華盛頓打交道方面,中國官員似乎感覺越來越有底氣。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舉行的充滿火藥味的中美高層對話成為頭條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深外交官楊潔篪公開指責出席會議的美國官員“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方式”同中國講話,並表示“美國沒有資格……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在過去的一年裡,與美國的一系列鮮明對比提升了中國的信心。政府數據顯示,截至今年5月中旬,美國新冠肺炎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60萬,而人口規模大得多的中國新冠死亡人數卻不到5000人。近年來,美國源源不斷地爆發大規模槍擊事件、警察暴行和城市騷亂——這種程度的混亂和暴力在中國是不存在的。圍繞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爭議在1月6日暴徒襲擊國會大廈時達到高潮,他們試圖推翻特朗普的敗選結果。這一事件凸顯了美國社會和政治的高度不穩定——特別是與中國制度的有序和可預測性相比。在這種背景下,許多中國分析家高調指出了瀰漫於美國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衰朽、社會經濟不平等、種族和群族分裂,以及經濟停滯。他們還指出,冷戰後許多效仿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和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態勢並不好,並且注意到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個美國強力介入最深的國家,仍在遭受貧困、不穩定和政治暴力。基於上述原因,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一代,覺得完全有理由以一種自信、甚至是敢於藐視對方的必勝信念,應對來自美國的壓力。

幕後黑手

在中國最近對美國強硬態度的背後,隱藏着更深層次、更加久遠的對抗根源。在中國人眼裡,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一直是對中國主權和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其目的是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美國人往往沒有意識到對歷史的這種描述對他們的中國對手有多麼重要,對北京對華盛頓的看法有多麼大的影響。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聯繫由此中斷。為應對華盛頓遏制和孤立中國的圖謀,北京與莫斯科結成同盟。不久之後,中國就在朝鮮戰爭中直接與美國作戰。大約在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一場旨在根除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親美、恐美、崇美”心態的意識形態運動。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注意到,美國及其盟友支持在蘇聯控制下的匈牙利和波蘭發生的反共叛亂。在接下來的20年里,防範西方顛覆,防止向西方式資本主義和民主化方向發展的“和平演變”,繼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首要任務。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開啟了中國舉世矚目的政治轉型,並導致中美關係升溫。上世紀80年代,兩國間的商業活動和民間聯繫蓬勃發展。然而,更緊密的關係也讓中國人懷疑美國人有意在中國內部播下異議的種子,並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美國媒體對1989年天安門廣場示威活動的密集報道,以及華盛頓及其盟友在事件發生後對北京實施的制裁,證實了中國對美國意圖的擔憂。

從那以後,每當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遇到政治動蕩時,美國都被視為一隻隱蔽黑手。在20世紀90年代末,北京取締法輪功這個被中國共產黨認定為“邪教”的組織,其領導人和一些追隨者逃到美國,並建立了據點。美國眾議院譴責中國“迫害”該組織及其追隨者的行為。美國還接收一些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並給予他們不斷的支持。2010年10月,著名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的激烈批評者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眾議院向劉表示祝賀,並呼籲中國釋放他。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是美國政客推動了諾貝爾委員會將該獎項授予劉。

中國官員對他們眼中的美國對中國潛在不穩定地區的干涉尤其憤怒。2008年,當西藏首府拉薩發生騷亂時,中國共產黨將暴力事件視為美國長期蓄意支持流亡海外、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分裂分子的結果。1991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總統九次會見了達賴喇嘛。2009年初,中國官方媒體表示,“達賴集團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分裂中國的工具”。2018年,特朗普簽署了一項法律,要求美國國務院懲罰禁止美國人自由前往西藏的中國官員,中國外交部譴責此舉“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近期,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成為中美摩擦的一個主要根源。北京指控說,2009年7月在新疆發生的暴亂是在國外策劃和組織的,受到美國官員、機構鼓勵和支持的在美維吾爾族活躍分子充當了此次騷亂背後的“黑手”。2019年,美國的人權組織指責中國共產黨涉及對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監視和酷刑,並在新疆拘留了至少100萬人。2020年,美國國會通過立法,要求聯邦政府報告該地區的“虐待行為”。今年3月,拜登政府將中國在新疆的行為稱為“種族滅絕”,並制裁了負責該地區安全事務的中國機構和官員。北京一再否認這一指控,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的話來說,華盛頓“痴迷於捏造謊言,圖謀以疆制華,搞亂中國”。

美國的香港政策是中國對美疑慮的另一個長期根源。2014年,由於北京決定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香港發生了以“佔領中環”(又稱“雨傘運動”)而聞名的一系列街頭抗議活動。北京認為,美國政府和總部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協助策划了這些抗議。2019至2020年,出於對修訂內地和香港之間的逃犯引渡條例的不滿,香港再次發生街頭抗議,香港安全部門對此類活動進行了打擊,此後,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有關官員施加制裁。今年3月,拜登政府對中國的制裁加碼,以此回應北京所施行的更加嚴格的涉港國家安全法。

最後,沒有別的議題比美國對台灣的定位更能牽動中國的對美疑慮。幾十年來,華盛頓的“一個中國”政策總體來說起到了在台灣問題上管控分歧、預防中美衝突的預期效果。但可能導致擦槍走火的險兆事件時有發生,“一個中國”政策緩和緊張的效用正在逐漸減弱。1995年,隨着台獨勢力的上升,台灣地區領導人李登輝獲得了美國簽證,訪問其母校康奈爾大學,並發表了激怒北京的演講。中國採取了反制措施,在台灣附近舉行軍事演習,隨後華盛頓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前往這一海域。在北京看來,這場危機顯示華盛頓無疑是阻撓中國統一的主要絆腳石。2008年至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任期間,北京與台北關係的緊張程度減弱。但2016年之後,隨着尋求“台獨”的民進黨在台執政,北京的立場再次強硬起來。中國穩步加大對台灣的政治和軍事壓力,抑制民進黨的“法理台獨”行為。與此同時,近年來華盛頓在台灣問題上開始突破原有底線。2016年12月,當選總統特朗普接了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祝賀他贏得總統選舉的電話,遭到了北京的強烈抗議。儘管特朗普本人看起來並不特別關注台灣,他仍簽署了一系列旨在加強美台關係和提高台灣國際地位的法律。今年1月,拜登的就職典禮邀請了台灣代表,這是1978年以來第一次有美國總統這麼做。幾天之後,美國務院發表聲明,確認華盛頓對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

中國共產黨認為,美國所有這些煽動分歧和擾亂中國的企圖是美“西化”和“分化”中國整體戰略中的一部分,以此阻止中國成為強盛國家。北京認為,華盛頓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的“顏色革命”的背後推手,美國政府是世界上所有反對威權政府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其中包括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國共產黨認為,美國涉及的這些對外干預將為華盛頓提供削弱和最終推翻共產黨的藍圖。中國中央政府和官方媒體認為,美國行政部門、國會、美國媒體和總部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是一丘之貉。中共把批評或反對北京的所有美國機構和個人視為精心策劃、精心組織顛覆活動的行為體,把那些被美國或美國有關機構以各種方式支持的中國公民或團體視為華盛頓的“爪牙”或“政治工具”。

對於那些被認為是干涉中國內政的美國行為,中國的反應不限於憤怒的口頭抗議。近年來,中國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領域的權力基礎,進一步限制中國公眾接觸“政治上錯誤”的信息。北京制裁那些被中共認為正在從事反華活動的美國官員、機構和個人。對美國干涉中國事務的警惕,部分塑造了中國共產黨捍衛其領導權的全面、長期的戰略,其中包括出台有關法律和政策,用以限制美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鼓動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中共認為這些行為是對其合法性和權威的威脅。同時,中共加強了對其領導幹部和國內公眾的政治教育,並強化了海外宣傳工作。

中國共產黨對美國干涉中國國內事務的擔憂,與華盛頓和北京之間在一系列議題上的緊張關係有直接關聯,這些議題包括南海領土爭端和在新冠肺炎病毒起源問題上的相互指責。中國在這些分歧上的姿態和立場變得越來越堅定和強硬,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認為美國正企圖削弱中國,並使中共失去合法性。信息表達十分清晰:中國不會被嚇倒。

兩個秩序,兩大現實

中美關係圍繞兩個秩序展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維持的國內秩序與美國企圖領導和維持的國際秩序。從2017年開始至今,中美關係螺旋下降。在此之前,華盛頓和北京一直維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美國不公開試圖破壞中國的國內秩序,作為回應,中國不蓄意削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在這個相互理解的框架下,兩國商業和人文交流急劇擴展,並達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另外,中美兩國在各種全球問題上開始協調與合作,例如打擊恐怖主義和應對氣候變化。然而,隨着美國看似要下決心削弱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似乎有意在更廣泛的領域挑戰美國對國際機制的領導權和西方價值觀,當前中美之間這種默契已不復存在。這種惡性循環的前景已隱約可見。

為了避免衝突,華盛頓和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接受兩個基本現實。第一個現實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享有巨大威望,中共權力根基不可動搖。儘管在國內仍存在一些挑戰,如經濟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以及有待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共產黨的領導仍無法挑戰。迫使中國改變其政治體制的外部壓力很可能是無效的,甚至還可能促進國內團結並激起反西方情緒。第二個現實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美國仍將是最強大的行為體。美國面臨的問題顯而易見:種族矛盾尖銳,政治極化,社會經濟不平等,以及同盟被削弱。然而美國的實力源自其多元性、創新文化和公民社會的韌性,這些因素並未改變。很多國家對華盛頓的虛偽、失序和衰退的領導力感到沮喪,但很少有國家真的希望看到美國從它們的地區撤出並留下權力真空。

有鑒於此,中美兩國應遵循中方長期以來提出的“相互尊重”的路徑。華盛頓應尊重北京的國內秩序,這種秩序使數億人民擺脫了貧困,為世界最大的國家帶來穩定。北京應尊重華盛頓在當前國際秩序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這種角色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且事實上中國也能深受其益。中美兩國將繼續在很多領域競爭:例如,哪個政府能更好地服務其人民,哪個國家能更快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蘇,並更好地保障其公民的健康,哪個國家更受世界歡迎,等等。但中美兩國應避免在誰能更嚴厲地指責對方和誰能生產最具殺傷性的武器這些領域競爭。

為了防止競爭演變為災難,需要特別關注兩個議題。第一個是台灣問題。中國共產黨將台灣的地位視為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美國則從國際承諾和安全利益的角度看待台灣。然而,在此問題上兩國具有共同利益:維持和平。2019年,美國的資深政策制定者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他們發表於《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指出,“台灣不僅是一個潛在的導火索;它也是美中關係史上最大的共同成功”,這是歷史上中美雙方靈活微妙地處理此問題促成的結果。如果華盛頓堅持其“一個中國”政策,不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北京將很可能繼續尋求和平統一台灣,除非台灣當局觸碰大陸《反分裂國家法》中的一些條款迫使大陸動武,如將“中國”二字從其官方名稱中移除,單方面宣布法理獨立。

第二個重要議題是中美經濟競爭。與兩難的台灣困境相比,這個議題所造成的問題範圍更加廣闊,處理起來也更加棘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看起來越來越互不兼容。甚至在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之前,中美雙邊經濟交易的模式已變得不可持續,因為美方對他們認為的中方的不公平貿易和技術政策的抱怨越來越大。然而,美中這兩個經濟體的相互捆綁已變得如此之深,以至於經濟和技術“脫鉤”將會造成巨大損失和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當前,北京正強調經濟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與此同時,華盛頓正忙於應付其正在抬頭的民粹民族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在特朗普那裡的體現是“美國第一”,在現在的拜登政府那裡的部分體現是“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中美兩國正加緊提升自身經濟競爭力並謀求相對優勢。然而在事實上,除非兩國都能從新冠肺炎疫情中獲得強勁復蘇,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不會贏得更大繁榮。

中國應加快改革,從而獲得更多的外貿、投資和專業技術,這也是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應有之義。加強國內生產和消費會鼓勵外資更大程度地依賴中國工業供應鏈和消費市場,進而推動建設習主席所指出的“開放型世界經濟”。擁抱國際經濟融合,反過來會鞏固中國國內秩序,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能提高中國共產黨的聲望。中國可能會繼續抵制那些推行政治體制變革的呼籲。但中國應遵守(或適應)那些從長遠來看有益於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環境安全的國際規則。對美國而言,它應該對捍衛現有秩序的可能後果進行反思。真正的自由主義秩序應更加包容,能夠顧及非西方社會的價值觀,以及同華盛頓共享價值觀的夥伴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的利益。美國干涉阿富汗和中東的失敗案例,應是美國認知其權力局限的一副清醒劑。

如果美國和中國不能管控好彼此之間的競爭,整個世界將面臨分裂、動蕩和衝突。打造相互尊重的第一步,是嘗試理解中美互疑的根源。如果兩國領導人能理解對方如何看待過去,他們將會獲得打造更美好未來的更佳機會。

本文6月22日發表於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