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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蘭普頓專訪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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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蘭普頓是斯坦福大學Olsenberg-Rohlen學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系主任

周建成:大衛·蘭普頓先生,非常榮幸與您談話。先前,我問為什麼您有時叫“大衛”,有時又叫“邁克”,大家不是都叫您“邁克·蘭普頓”嘛。您講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當你母親生你氣的時候,她會叫你“大衛”,當你讓她開心的時候,她就會叫你“邁克”。那我可以叫您“邁克”嗎?

大衛·蘭普頓:可以,很高興你這麼叫我。

周建成:中國和美國現在的關係是“邁克”嗎?還是像許多人,包括吉米·卡特這種對兩國關係有歷史長遠眼光的傑出人物,像他們警告的,兩國關係實際上是“大衛”?

大衛·蘭普頓:我認為那是當下流行的說法或關係,但我母親真對我生氣的時候,她是叫我“大衛·邁克爾·蘭普頓”。我認為,就兩國國內政治演變,以及人們對兩國關係的態度來說,我們處在“大衛”和“大衛·邁克爾·蘭普頓”之間。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我們都在經歷人口結構的轉變。我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這個時期我們與中國直接在朝鮮、後來又在越南發生過冷戰當中最大的衝突,所以我們這一代過來人在過去40年里與中國和平相處,因為我們記得過去。但現在,我們都在把火炬和各自社會交給下一代人,他們沒有體會過美中關係交惡的壞處。他們生活在經濟增長泡沫和文化聯繫中,我不認為他們完全理解貧窮或者事與願違的美中關係意味着什麼。

周建成:假設您現在正在對您課堂上28歲的人講話,他們是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才出生的,那麼,您會就您自己詳熟的替代方案,向他們傳遞什麼樣的信息呢?

大衛·蘭普頓:首先,我是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從事我的職業,我了解中國的基本方法就是看新華社的文稿。我曾經去香港,那是我第一次去亞洲,為的是採訪那些離開中國的人。我規劃自己職業的時候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去中國,永遠不會與生活在中國的人交談。

周建成:為什麼呢?

大衛·蘭普頓:因為尼克松還沒去呀,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那個年代真的有少數人從珠江口游到香港,你只有可能和這些人對話。所以,我的整個研究策略基本上就是閱讀來自中國的非常有限的媒體報道,並且同那些因為不滿而離開中國的人交談。絕大多數人都留在了中國,說明他們也許是比較滿意的,但他們也肯定有過不同經歷。而我不得不試着在假設自己永遠不會前往中國的情況下去了解中國。但結果,我的職業生涯卻是另一種樣子,我最大的資源一直就是有機會和中國人交談,無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各級領導人。所以我現在會跟學生們說,是因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和隨後的一切,你們才有機會前往中國去了解它,而這種機會在我開始從事我的工作時是無法想像的。我想這是我要說的第一件事。第二件是,戰爭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我曾經是美軍的預備役醫生,親眼見過國家關係處置不當帶來的人員傷亡。這些並不是抽象的,看到的被戰爭傷害的人,都是實實在在的。當然了,我們這一代人在中東和中亞有很多經歷,但中國在規模上完全不同。如果在小國打仗我們處理起來都困難重重,可想而知,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我們會有多少麻煩了。我認為,找到處理這種關係的方法對我們年輕人的幸福安寧尤為重要。

周建成:您第一次與中國人接觸是通過香港,當然它那時是在英國治下,是非常不一樣的,當時人們是要逃到香港去。您與中國大陸本身的故事是從哪裡開始的呢,經歷有什麼不同之處嗎?

大衛·蘭普頓:頭一次去中國,我們本該1976年9月初到那裡,我是作為國家科學院小組的成員。這些訪問與類固醇葯有關,類固醇是避孕藥的成份,中國非常感興趣。他們邀請的第一個代表團就是類固醇化學小組。我寫過一本關於中國醫藥政策的書,為此國家科學院希望我和這個小組同行。從接到邀請到我們動身,這中間毛澤東去世了,所以中國在30天內暫時停止讓外國代表團入境。我們是毛澤東去世後第一個進入中國的美國代表團,我們1976年10月10日抵達北京。當時中國人其實不知道誰是他們的領導人,華國鋒甚至都沒現身。我們也不確定當時誰在主管中國的事情。到最後,他們非常擔心我們,我們去了桂林,他們沒有告訴我們除了看風景我們為什麼要到那個地方去。在那裡呆了幾天後,我想是10月21日吧,他們又把我們帶到上海,上海正在慶祝北京“四人幫”的倒台。上海當地還有一個所謂的“小四人幫”。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是在毛澤東去世以後,當時的中國人民對新形勢還不確定,但“文革”很快受到譴責,人民拒絕再走老路。中國人民從長期的內鬨內鬥中走了出來,那時的他們對從美國來的代表團興趣極大。

周建成:吉米·卡特說,在1978年的時候,他依然不知道是誰在用您說的那種方式管理中國。當然您的經歷早了好幾個月。就像您提到的,中國人民走了出來,而我參考的是一個更現代的時期,北京奧運會,還有一些像當年四川大地震那樣的不幸事件。對您來說“中國”是什麼呢?您眼裡的中國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大衛·蘭普頓:我一直記得頭次到中國時北京胡同里的一位老人,當時中國的城市還凈是小街小巷。有天早上我起得很早,當時的人他們不確定自己該不該和外國人講話。我一直在努力學中文,所以能和中國人交談,但那時街上的人們對此不太情願。有天早晨我早早起來,他正在屋外的拐角處刷牙,好多這種房子的屋裡是沒有水管的,水管是在室外。我繞到拐角處,把他嚇了一跳,和一個說中文的外國人交談,他有點緊張。我注意到他旁邊有一堆土,好大一堆,我就問他這堆土是哪來的。我想我應該問些不敏感的問題。而事實是,北京在挖防空洞。他們擔心蘇聯的進攻,同時多少也擔心美國,而那裡就有一個地下防空設施,這堆土就來自那裡。一下子,我問的問題非但不是最不敏感,反倒是最最敏感的了。他看看我,看看那堆土,再看看我,再看看那堆土,然後他說:“什麼土?”他不承認那裡有一堆土,這樣就不用回答我的問題了。如此老練地回答一個不了解形勢的、不知情的外國人,讓我一直印象深刻。我始終記得那位老人。

周建成:您寫過的書中有一本叫《中國力量的三個方面:軍力、財力、智力》,為什麼是軍力、財力、智力呢?

大衛·蘭普頓:有個知識上的原因,就是研究權力的人一般會說存在着三種權力。所謂的強制性權力,是一種強迫的能力,甚至是身體或心理上都要遵從。然後是所謂的報償性權力,就是賄賂人民,是一種用物質刺激影響他們的能力。還有第三種形式的權力,即規範意識形態的權力,它能說服你做某件事,因為你覺得那是對的。軍力就是強制性權力,財力是報償性的,智力則是理性說服的範疇。我始終以為,理性說服才是最高效的權力形式,它需要的資源最少。正如我在提到戰爭時說的,強制性權力代價不菲,當然經濟交易是人性的一部分。鄧小平基本上恢復了物質刺激,毛澤東在經濟刺激或物質刺激方面不行,他是精神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高手。我想那本書的中心點是,美國人傾向於強調權力的過程,而我認為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中國的着重點是經濟實力和智力對它的支撐,但也沒有忽視軍事的強制性權力。所以我的基本觀點是,美國不應誇大軍事強制的成分,但應該重視經濟和智力領域積極而健康的競爭。我想我在書的結尾是這樣說的,如果美國過分誇大中國的強制力量,我們就將在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國家進行錯誤的競賽。

周建成:現在好像存在着這種要素,中國崛起,中國威脅。接下來會怎樣?除了經濟,這兩個國家對我們所有人的相互交往方式,無論技術上還是文化上,都有如此之大的影響。解碼這些可以理解和預測我們人類下一步可能走向哪裡。接下來的主要趨勢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為此做準備呢?

大衛·蘭普頓:我同意你問題後面的焦慮,我也同意這種觀點,就是我們正朝着不好的方向前進。我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我稱作行動-反應循環的早期階段。主要是安全部門,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法國還是英國,政府花錢讓它們考慮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不是考慮所有有可能正確的事情。它們負責為有可能出錯的事情做準備,因此它們總是在尋找我們所說的最壞情況。如果其他國家,不管是中國還是以前的蘇聯,如果它們掌握了不利於我們的某些能力怎麼辦?而且,由於獲得新的能力通常需要10年或20年來開發新的系統,因此無論是對中國的航母還是高超音速導彈,你都得往前看10年20年,問一下“什麼地方有可能出錯?”而答案就是,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錯。那麼你就要開始為此制定計劃,分配資源和預算。當然了,技術始終會給將來的問題提供新機會。看看網絡就知道了。20年前沒人提網絡戰爭,而現在每個人都在談它。所以就有一個行動-反應周期:我看到你在做什麼,於是我開始開發新的手段來應對。你看到我在做什麼,於是你也開發新的手段來應對。於是很快就出現了一個雙方自發的反應過程,這種反應不是針對當前的事情,而是針對將來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周建成:這就是貿易戰的由來嗎?

大衛·蘭普頓:其實,當然我說我們正處在軍備競賽的早期階段,但你問到什麼是技術發展和經濟手段的出發點,我想,美國是擔心經濟的競爭程度。由於有這麼多人口,中國擁有許多數據。如果你要打造新的人工智能實力,你擁有的數據越多,研究中你的優勢也就越大。所以我認為,我們開始明白,中國在經濟發展中具有一些優勢,我們把整個新興行業的發展,都看成是和高速鐵路一樣。中國在2000年的時候還沒有高鐵工業,但現在2019年,它成了世界領先者。在不到20年時間裡,中國搞出了以前只有法國、德國和日本才有的東西,而我認為經濟實力是軍事實力的基礎。我們看到這種增長活力,我們看到中國在某些技術領域的創新,我們擔心這對我們之前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意味着什麼。

周建成:那麼我們如何駕馭它呢?你有世界第二大經濟規模,不是接近,而是越來越接近……

大衛·蘭普頓:世界銀行說,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在2013年就已經超過我們。現在,中國並沒有出於這些目的來利用這種算法。但你要是盯住世行的話,它的計算結果都是舊聞。中國已經在2013年超過美國。現在存在爭議的是,世行的算法是不是準確,或者說是不是很好地反映了相對實力。我覺得世行算法可能有些誇大中國的實力。不過人們也僅僅是不相信中國已經超過我們,但這只是時間問題。

周建成:好吧,所以是越來越近了。從某些方面說,它可能已經發生,已經超過了美國。兩個經濟體如此接近,您如何為一種建設性關係提供解決方案呢?在過去,這種關係可能是比較家長式的。美國是唯一強國,而中國才擺脫您剛剛提到的“文革”,他們考慮的還是明天吃什麼,怎麼吃。但現在,他們考慮是自己要更新換代哪種智能手機。所以,哪裡去找讓人滿意的局面,有可能出現嗎?

大衛·蘭普頓:當然,有可能,特別是當考慮到不這麼做的代價的時候。這麼做容易嗎?不容易。我們有可能不去做嗎?是,我們有可能做不到,但要記得,那將付出巨大代價,因為到那個時候,我們將開始在貿易上設置障礙,我們經濟增長引擎的效率將低於它應有的水平。我們將減少交流和技術轉讓,雙方都想阻止對方能力的提升。這麼做,經濟上的代價要比我們進行合作高得多。當然,如果最終的結果是衝突和戰爭,那它就絕對是負面的了。但你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來避免這些。這正是問題所在。我以為,我們必須要嘗試,而且我認為存在着某些路徑。首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我不是說要過分“以美國為中心”——給中國留有空間。中國將在多邊世界裡發揮更大作用。它在IMF和世行的作用已經增加,而且中國建立了亞投行這樣的新機構。我們要記住,在成立亞投行這件事上,我們實際上是反對的。我認為那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我們應該歡迎中國參與解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這類重大問題。我認為我們,作為美國來說,要給中國空間,不要吝嗇,而是要態度積極。我認為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其次,如果想一下尼克松和卡特,想一下周恩來、毛澤東和鄧小平,我們現在已經有所變化。他們走向彼此,我們兩個國家也走向彼此。你知道的,這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它只是“精英對精英”,實際上只是四個人聚在一起建立了新關係。但從那時以來,我們推進了我把它叫做“社會對社會”的關係。沒錯,有華盛頓高官與共產黨的關係,但也有州政府,有公司或民間社會的關係。我們如今在很多領域都交集在一起,我們所說的美中關係問題的大部分內容,實際上是精英對精英,是政府機構對政府機構。這種關係反映在了我們的社會中。但兩國社會的更低層,那些遠離州政府的民間組織,它們對合作最感興趣。現在是國家政府之間在打架,雙方社會越是低層,越有積極合作的動力。我覺得,兩國中央政府可以說困難越來越多,而我們的公司,我們的民間組織,它們想要合作。現在有的時候,我們的中央政府可以變得如此敵對,它們停止了這種社會合作。所以我想說,如果我們看到,不僅我們的政府,中央政府是遇到了問題,而且我們各自社會的低層合作也受到抑制,那我們就真的有麻煩了。因此,我很高興在這次會議上,有位前州長表示我們必須在地方層面進行合作。

周建成:是密蘇里州的鮑勃·霍爾登嗎?

大衛·蘭普頓:是的。我認為這只是一種反映。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在國際社會給彼此留出空間,我們必須在國家之下的各個層面儘可能多地合作,度過這段時間,直到國家領導層能更好地相互交往。

周建成:您是了解中國和美國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對它們之間的發展觀察入微,其中一些見解非常出色。不過我想知道,我們是否應該重拾鄧小平和卡特最初做的那些,把學生派往對方國家,通過這種做法,投資於新的開端和年輕人,保持地方層面的交往,保持基本盤,同時播下種子,這樣可以期待日後會更好,就像中國人說的,“一個比今天更美好的明天”。

大衛·蘭普頓:對。你想,甚至比卡特和鄧小平,比尼克松和毛澤東、基辛格和周恩來以及所有相關人士更早,在他們思考美中關係的時候,就已經有可以借鑒的經驗了。1949年之前,在30年代、40年代甚至更早,都有大批的中國學生來到美國,而美國人這邊,也常有從事教育的傳教士前往中國。在我們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重建教育關係的時候,正是這些1949年前參與過交流的人提供了接口。如果我們繼續保持這種關係,就算在國家層面遇到困難,我們也保持生機,保持互動通道,所以那些不完全是沒用的。即使不是最理想,我想你也說了,眼下一些事情也非常重要。你提到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我們就開始互派留學生,的確,那是在1978年5月,兩國還沒有建交,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在1979年1月1日。在建交之前七個月,我們就同意了交換留學生等事宜。這是鄧小平做的第一件事。事實上你也知道,鄧小平其實不止一次出山。他大約在1973年重新掌權的時候,就非常重視科學與技術。當然了,在毛澤東去世和華國鋒過渡時期之後,他想恢復這些關係。所以我認為極重要的是我們的國民,我很信任卡特總統,他的優先秩序與我們處理蘇聯問題非常不同。與蘇聯的交換原則是,如果莫斯科派了一位工程師到美國,我們也必須派一位相同領域的美國工程師到蘇聯。它是一對一的,所有事情都需要談判。卡特總統說,只要美國政府不用付錢,你想要什麼就給你什麼。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交換原則,我認為這是當時做出的最明智、最重要戰略決策之一。不能像對待蘇聯那樣對待中國。

周建成:非常感謝,大衛·蘭普頓。

大衛·蘭普頓: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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