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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的國際秩序

2016-02-19

在新一屆政府領導下,中國在外交政策以及經濟領域大展拳腳、表現活躍。總體而言,中國的新領導班子奉行更加積極的對外政策,傾向於主動塑造國家外部環境,而非簡單地被動應對。在此過程中,經濟外交發揮了核心作用。從地緣角度看,中國外交的關鍵目標與首要事務可以更廣義地概括為“大周邊”政策,即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享利益與命運、共擔責任的共同體”或“命運共同體”。中國主導或倡議的機制與構想,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或者“一帶一路”等,有可能引發持久的地緣經濟結構轉變,從而對亞洲乃至世界的中心-邊緣格局產生深遠影響。同時,正如2015年9月習近平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所提到的,中國有意願承擔更多的全球責任。中國不僅為巴黎氣候峰會取得成果貢獻良多,還要主辦2016年的G20峰會。上述行動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的諸多努力,即構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角色,並為世界的公共福利作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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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一些外交政策和經濟舉措,如即將接任G20輪值主席以及深入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等,得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歡迎,然而同時,中國其他的一些倡議主張則要面對更多的質疑。對於這類倡議與主張,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持有怎樣的觀感和反應呢?

亞投行:一條分化美國與歐洲的界線?

對於中國提出的新金融機制,美國投以批判的眼光加以審視。美國認為,金磚國家的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是對西方主導的金融機制的挑戰。這些新銀行能否遵行由世界銀行、IMF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創立的現有國際金融機制的嚴格標準與規範,美國持懷疑態度。因此,它沒有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就亞投行而言,歐洲國家,包括美國在歐洲最緊密的盟友英國,都站在了中國一邊,許多歐盟成員國還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與美國不同,這些歐洲國家的方略不是拒絕中國的倡議而是參與其中,在機制內部為建立高標準、嚴規範而努力。

美國和歐盟成員國的決策相異,並不意味着它們之間在如何評估與應對中國的地區及全球倡議方面存在着一條跨大西洋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到底中國是尋求削弱自二戰後建立起的西方主導的金融機制並想用自己的體系取代它們,還是說中國真心明智地在扮演西方長久以來號召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角色?對此問題,歐洲內部也存在激烈的爭論。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國的這些舉措是否標誌着西方主導的秩序開始走向末日?這一論斷同樣爭執未決。即使在美國,也有很多智庫和專家在批評政府拒絕加入亞投行的決策,認為美國因此喪失了一個良機。美國有很多人將中國的議程更多地解讀為一個溫和的改革,而非對已有機制的正面挑戰。

歐洲的矛盾心理

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不久,歐盟及其成員國就開始將其視為合作夥伴,以處理諸多全球事務,如應對氣候變化、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以及維護國際金融秩序等。當歐盟與中國之間為交換意見而建立對話機制的工作未能產生任何突破的時候,歐洲方面往往會引用兩個例子作為與中國在國際層面成功合作的典範。

第一個例子是中國參與亞丁灣打擊海盜活動。中國的參與不僅對這項使命本身具有重要貢獻,而且還是一次很好的促進相互理解與信任的實踐。第二個例子是中國在伊核談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談判中的合作在一些歐洲的政治家看來如此積極和成功,使他們對應用類似框架(5常+1,即五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上德國)去解決其他衝突抱有樂觀與歡迎態度。

然而,對中國在國際和地區秩序中的作用,歐洲國家也有一絲擔憂,尤其中國在全球層面上的地位與地區層面上的行為出現不一致甚至不相容時。歐盟及其成員國致力於一個規制基礎上(rules-based)的國際秩序和法律體系。因此,它們更加傾向於衝突海域和領土紛爭的和平解決,比如南中國海問題,並認為最佳的解決方式要麼是通過有法律約束力的行為準則,要麼通過國際法庭的裁決。

中國的一些倡議主張如“一帶一路”,意在開放與靈活,在提出時就沒有設立統一的制度性原則或規範。就與中國合作而言,歐盟及其成員國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即根源於這種開放性或模糊性:中國可能會針對不同地區、次區域或個別國家的不同,而在全球與地區層面推出有差異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規則與規範。中國的這種理念,歐洲將如何應對?

(本文由盤古智庫研究員李玲飛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