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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其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中國經濟研究員
  • 李慧妍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分析中心的研究助理

中國的技術驅動戰略遭遇國內改革瓶頸

2026-07-13

中國的技術驅動戰略正進入一個新階段。下一個重大挑戰與其說來自外部競爭,不如說在於本國的制度體系,即這套體系能否以及如何適配創新本身所帶來的壓力。這一問題尤為棘手,因為北京這方面的記錄好壞參半。

多年來,中國的崛起遵循着一套成熟的模式:通過產業政策優先發展和調動技術資源,藉助私營部門的競爭動力加速基礎設施建設,並依託國內龐大的理工科人才生態體系作為前兩者的支撐。這一模式推動了人工智能、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機械人、生物技術及其他重要戰略領域的進步。這些努力帶來實打實的成果,包括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高度整合的製造業生態系統、快速的商業化周期,以及因中國在全球先進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而獲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在某些領域,這些結構性優勢影響深遠,其效益還在持續累積。

但該模式的脆弱性也日益顯現。首先,國內宏觀形勢極不均衡,局部優勢領域與整體結構性疲軟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其次,外部環境不容樂觀,貿易緊張局勢下,高端市場對中國的審查更為嚴格,同時前沿領域的出口管制也越來越難以突破。第三,從某種程度上說,北京已經摘取了其體制內“低垂的果實”,即實現了現有技術的規模化應用。然而實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要困難得多,而這正是下一步必須完成的任務。

因此,關鍵問題在於,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能否承受住此番科技推動帶來的後果,並匹配前沿創新的需求。

最直接的後果是,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加劇勞動力市場的動蕩。中國已經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尤其是在年輕群體中。許多新興技術本質上具有節省勞動力的特性,這可能加大多行業的壓力。自動化將削弱製造業、物流、文職工作和平台服務等常規行業勞動者的議價能力,同時也會衝擊吸納大量應屆畢業生的初級白領崗位,如翻譯、設計、客服、基礎編程、會計和行政等。

近年來,靈活就業的比例迅速擴大,包括網約車、外賣、家政以及其他基於平台或臨時性的工作。據估計,到2026年,這一群體約有3.2億勞動者,佔中國勞動力的40%以上。然而,這些勞動者往往缺乏穩定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這也暴露了中國福利體系長期存在的短板。

中國的福利體系仍嚴重碎片化,因地區、戶口和就業類型而異。許多非正規和靈活就業人員未被完全覆蓋,而農民工儘管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力量,在獲取城市公共服務方面仍然受限。如果技術加速了勞動力市場的更替,那麼福利體系中的漏洞將愈發不容忽視。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可跨區域流轉的福利、更強有力的失業保險、更好的再培訓計劃以及更可靠的收入支持。

這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它觸及了中國創新模式的核心。薄弱的社會保障網絡會鼓勵預防性儲蓄,抑制居民消費,進而扭曲市場信號,導致創新研發脫離民眾真實需求。

這也印證了創新發展與經濟結構再平衡密不可分。中國的產業政策在擴大和升級供給方面非常有效,通過調動土地、信貸、補貼、基礎設施、稅收優惠和採購支持來建設重點行業產能。但在沒有足夠強勁內需的情況下,投資更可能追隨政治優先領域而非市場需求,從而導致過度投資、重複建設、價格戰和產能過剩。

中國的電動汽車行業展示了這種模式的兩面性。國家支持、地方試驗、基礎設施建設和激烈競爭共同構建了一個世界領先的生態系統,然而產能擴張速度超過國內需求的增長,壓低了利潤空間,並形成對海外市場的依賴。類似模式在太陽能和電池領域也很明顯,規模效應降低了全球成本,但也引發了產能過剩和貿易緊張局勢。

歸根結底,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創新模式需要更強勁的需求。當消費者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時,創新就更有可能被引向更有機、更高效的方向,而不是由行政指令來主導。

實現中國的技術驅動戰略還需要資本市場改革。前沿創新依賴耐心資本,科技公司在產生收入之前,通常需要在人才招聘、算力等方面進行多年大規模、持續性的投入,而中國的金融體系不太適配這種開發周期長、不確定性高的項目。國有銀行仍然偏愛向有抵押物的成熟借款人和政治風險較低的項目放貸。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可以撬動資本,但它們並不總傾向於為真正的創新承擔風險。中國的股票市場仍不成熟,缺乏支持前沿創新所需的資金規模和資本質量。近年來股市表現不佳,也打擊了投資者信心。由於監管不確定性、增長放緩以及IPO前景黯淡拖累回報,風險投資和私募股權也面臨更艱難的融資環境。

北京近期對“耐心資本”的強調反映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但耐心資本並不能簡單地由政府創造,它需要擁有長期視野的機構投資者、養老金和保險資本的更深層次參與,需要透明的公司治理、更強有力的少數股東保護、更可預測的上市規則以及可信的破產制度。前沿創新本質上是試錯,失敗在所難免,而這正是中國體制尚未完全適應的地方——金融動蕩可能引發更廣泛的不穩定,中國的政治邏輯則是穩定壓倒一切。

這種政治上的本能如果不加收斂,也可能限制私營部門的創新活力。私營部門的作用至關重要,中國許多最具全球競爭力的科技公司都是在私營部門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比亞迪、寧德時代、大疆、騰訊、阿里巴巴、位元組跳動、DeepSeek以及許多生物科技初創公司,都受益於政策支持和有利的市場條件,但它們的活力也依賴一定程度的創業自主權。

如果私營企業認為監管風險過高、利潤率在政治上受質疑,或者成功的公司可能因影響力過大而受到打壓,它們就會收斂自己的雄心壯志,正如2020-2021年整頓平台經濟、金融科技和教育行業時所顯示的。其後,2022年風投活動急劇萎縮,對企業家和投資者產生了廣泛的寒蟬效應。這種氛圍將削弱北京想要加強的創新能力的根基。

就下一階段的創新而言,監管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在產業升級的早期階段,主要任務通常是建設基礎設施、擴大產能以及推動企業向價值鏈上游移動。而前沿領域則需要圍繞數據訪問、隱私、安全測試、責任認定和標準制定等建立更精細化的治理體系。

尤其是生物技術領域,需要可靠的臨床試驗標準、數據治理、知識產權保護、倫理審查以及國際監管認可。然而,中國的國內醫療體系在不同地區之間甚至同一城市內部仍然不平衡且碎片化。醫院運行着互不兼容的電子健康記錄系統,導致臨床試驗所依賴的數據無法打通。結果是藥物研發周期變長,合規成本增加。類似的監管挑戰也出現在自動駕駛、數字健康、金融科技和機械人等領域,在這些領域中,責任認定和標準制定問題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中國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快速調整監管框架,將創新葯審批周期縮短至60天便是一例。但更廣泛的法律和監管體系仍然存在短板,對創新而言,可預測性與政策支持同等重要。

中國素來善於突破發展桎梏。在面臨一系列外部壓力,包括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制裁和供應鏈限制的情況下,它展現出繞開並突破諸多障礙的能力。例如,美國對先進芯片的限制加速了國產替代進程,迫使企業尋找工程變通方案,並將技術自立自強提升為國家優先事項。

但現在一些最重要的瓶頸是國內因素。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技術驅動戰略會失敗。相反,對於一個威權體制來說,中國在壓力下的適應能力出人意料地強。它還擁有強大的創新基礎,在製造體系縱深、基礎設施、應用型工程人才和商業化速度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在規模效應和流程驅動型創新至關重要的領域,中國將保持極強的競爭力,甚至更具創新性。

但這些優勢本身無法解決消費疲軟、就業不穩定、資本市場扭曲或監管不可預測等問題。事實上,如果運用得過於激進,它們可能會通過鼓勵供應過剩、地方保護主義和低效投資而加劇其中的一些問題。

核心問題在於,中國的技術驅動戰略現在需要一個更廣泛、更大膽的國內改革議程。一個真正創新的中國需要有保障的家庭、充滿信心的私營企業、耐心資本、更強大穩健的需求,以及從根本上說更可預測的政治環境。這些改革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它們要求在政治和體制層面進行極具挑戰性的變革。因此,中國的科技驅動戰略不僅是對美國的挑戰,也是對其自身發展模式的壓力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