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特朗普政府通過定義委內瑞拉現政府為“外國恐怖組織”，單方面賦予自身越境軍事行動的權力。這種做法從根本上動搖了聯合國憲章中關於武力使用的規範，其“主權工具化”邏輯將帶來極其危險的連鎖反應：一旦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可以根據國內需求重新定義主權邊界，那麼國際法體系的確定性將蕩然無存。全球秩序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重、最深刻的衝擊。

特朗普政府及其外交核心團隊提出的“新門羅主義”“特朗普推論”，標誌着美國地緣政治邏輯從“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向“現實主義全球霸權”轉換。1823年的“門羅主義”在歷史上被界定為針對舊世界干預的防禦性聲明，旨在通過地理隔離維護西半球的政治異質性。然而，特朗普敘事下的“門羅主義”（或被其稱為的“唐羅主義”）徹底剝除了互不干涉的假象，演化為一種關於“所有權”而非“保護權”的威權聲明。在這一邏輯下，西半球不再是主權國家聯合體，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延伸，其本質不再是“美洲人的美洲”，而是“美國人的美洲”。這種轉變本質上是美國在面臨全球多極化挑戰時採取的“以守為攻”策略，通過地理上的收縮，試圖重塑一個絕對排他的、服從於華盛頓垂直管理的地緣經濟圈。它宣示着美國已經放棄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轉而成為一個捍衛自身勢力範圍、追求絕對安全與資源壟斷的霸權。

特朗普“新門羅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極端的交易屬性對傳統主權原則的侵蝕。“特朗普推論”的核心在於西半球國家的主權不再是天賦的、絕對的，而是與其對美國“國家安全”（特別是移民管控、禁毒及排他性經濟承諾）的貢獻度直接掛鉤。這種“有附條件的主權觀”反映了特朗普交易型現實主義的極致應用。在此框架內，美國將國內政治議題，如非法移民與跨國犯罪，直接轉化為地緣政治干預借口，從而在法理上模糊了“國內管轄”與“國際干預”的界限。這意味着任何引入域外大國影響力的行為，都將被定義為對美國戰略深度的侵犯，而非正常的主權外交。實質上，它是在西半球復辟“勢力範圍”這一舊時代的政治遺產，將複雜的國際關係簡化為零和依附，導致地區國家在戰略選擇上陷入“主權降級”的困境。

在執行層面，特朗普的“新門羅主義”呈現出一種高度的軍事化與司法化。最深刻的變化是將“安全”範疇無限擴大，使其覆蓋經貿、能源、基礎設施乃至法律架構。例如，通過將委內瑞拉政府定性為“恐怖組織”，特朗普政府實際上在尋求超越國際法框架的越境執法合法性，其外交手段從“規範引導”轉向“法治威懾”甚至“軍事干涉”。再如，美國在經濟領域的“近岸外包”也是剝離了市場效率的基本邏輯，成為“地緣圍堵”的工具。這種以“安全審查”為名的經濟排他性安排，旨在人為割斷拉美國家與全球供應鏈的有機聯繫，迫使該地區重新回到對美國經濟高度依附的狀態。這種手段上的硬化反映出一種深刻的戰略焦慮，那就是，當美國無法再靠軟實力維持區域認同時，就只能靠法律武器化與軍事威懾來維持其霸權。

對拉美及加勒比地區而言，“門羅主義”的回歸意味着地區一體化進程結構性中斷。在“美國優先”的重壓下，原本旨在推動南南合作的機制（如拉共體或南方共同市場）正面臨因美國強制選邊站隊而導致的癱瘓風險。部分右翼政權為換取安全承諾選擇“主權讓渡”，而智利、巴西等大國則有強烈的“戰略自主”傾向，這導致西半球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極化。拉美國家將被迫在“融入全球化”與“服從美洲堡壘”之間進行艱難的抉擇。

特朗普的“戰略回撤”是以犧牲全球其他地區的穩定為代價的。通過收縮海外軍事存在（如在烏克蘭、北約及東亞的部分收縮），並將資源集中於美洲大陸的邊境和海域，美國正在製造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權力真空”，直接誘發全球範圍內“邊緣地帶”衝突頻率的上升。當美國在西半球奉行“門羅主義”時，其在歐洲、中東和印太地區的信譽與威懾力正呈螺旋式下降。

從全球秩序視角審視，美國在無力維持全球領導權後，正通過“自我孤立式霸權”，對全球進步趨勢形成嚴重阻礙。特朗普對“門羅主義”的復興是對全球化的徹底背離，標誌着世界正從“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退回到“基於實力的割據”。當美國公開承認並追求排他性“勢力範圍”時，事實上是向全球發出了秩序回歸“叢林法則”的信號。這一範式的回歸，意味着任何具備區域影響力的國家都有可能效仿這一邏輯。重要的是，當“貿易地理”被“權力地理”所替代，全球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將因頻繁的政治干擾急劇萎縮，同時極大增加全球交易成本與衝突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