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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MAX停飛讓中國志得意滿

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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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近決定停飛波音737MAX,表明它可以在全球秩序中發揮建設性領導作用。長期以來,美國在航空領域一直是安全及各方面的國際標準。但由於成為最後停飛有安全缺陷的升級機型的國家之一,美國受到了重創。

面對美方充滿自信的安全聲明,以及波音CEO丹尼斯·米倫伯格讓新機型繼續執飛的最後遊說努力,中國選擇了謹慎行事。美國對此猶豫不決,因為有公司的利益衝突,有華爾街的逐利,有對放鬆管制的熱衷,而且政府關門導致監管鬆懈,亟待解決的事情被拖延。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決定“安全第一”。

讓人不寒而慄的是,如果華盛頓不是陷入政治爭鬥的罪惡陰霾和監管不力,有問題的飛機本可以及時停飛,使生命得到挽救。

自由世界的真正領袖會站出來嗎?

中國確實站了出來,儘管不十分自由,但它的確顯示出了領導力。它沒有被自己作為波音大客戶在該機型上投入的金錢所嚇倒,也沒有被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和波音總部自大的保證所左右。航空管理局對最近悲劇事件的反應可恥地遲鈍。該局現在沒有負責人,因為存心作對的特朗普團隊像討厭安全規程和環保一樣,討厭奧巴馬時代的官僚作風。

誠然,讓數百架正在空中飛行、數千架正準備向全球交付的有利可圖機型停飛,這種代價使決定變得極其艱難。即使處置得當,經濟損失也註定巨大,且聲譽難以挽回。但拖延和掩蓋付出的是可怕的生命代價。第二次墜機後,波音公司的市值蒸發了數百億美元。

簡言之,讓底線本末倒置,既愚蠢也不道德。

西方媒體對兩起墜機事件的反應可以拿來當作感知偏見的案例。有人輕蔑地指指點點,他們不總是明確說明,而是常常用代碼來暗示這些無法避免的悲劇是發生在第三世界的偏遠省份,不是發生在美國。

正如周遊全球的記者霍華德·弗倫奇在推特上感嘆:“通過埃塞航空公司墜機這樣的事件,人們可以了解很多對非洲根深蒂固的看法。新聞頭條大肆渲染非非洲人的死亡,暗示這是廉價第三世界的運營,而實際上,埃航有出色的安全和全球服務記錄。”

對異國橫加指責,認為使用美國技術的非美國用戶天生落後,這是轉移注意力的一種方式。不是印度尼西亞么?不是埃塞俄比亞么?如果地理位置偏遠,那就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他們的”問題。

另一種手段是巧妙地嫁禍給飛行員,就像印尼事件那樣。這些飛機是最先進的,電腦是智能的,代碼已經做了更新以處理潛在的配平問題,那麼,這中間會不會是人為錯誤呢?

2009年靠着在哈德遜河迫降而脫險的薩利·薩倫柏格機長,也不得不忍受陰險的馬後炮。如今被視為英雄的他最近寫道,737 MAX 8“亟需”重新設計,“但這事還沒有做,而且已宣布的補救措施遠遠不夠”。

這場推卸責任遊戲的另一招是質疑內情披露人,不管是飛行員對過分的自動化控制不滿,還是工程師對修訂手冊的內容欠缺感到困惑。因為埃航班機失事而失去一位親人的資深活動家拉爾夫·納德表示,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是“懦夫”。他呼籲停飛這種新型飛機。他說,自己找不到任何願意對話的波音公司人員,因此他發出了《乘客至上,立即停飛737MAX 8!》公開信。

波音是有傳奇歷史的巨頭,生產過許多出色的飛機。但唯利是圖的特朗普世界告訴人們,富裕意味着大而不倒,和把問責制踢到一邊。波音在芝加哥的公司訴訟中熱衷於保持股價上漲和抑制競爭,其行為並不光彩。

就美國航空產品而言,北京是投入了巨額資金的大客戶和合作夥伴,占波音公司商業銷售總額的1/4。所以它有充分理由希望飛機繼續飛行,只要它們是安全的。

但美國媒體本能地忠於“主隊”美國公司,惡意竊笑中國單方面停飛其飛機。

《外交政策》的文章標題是《中國通過停飛737s大肆傳遞信息》。這篇文件對“北京佔有天空的野心”發出不祥的警告。

在其他地方,電視專家和網評人士發出各種各樣的暗示,指中國此舉是蓄意的打擊,是激烈貿易戰的新戰場,是藉機嘩眾取寵。

在回應這類指責時,《中國日報》社論採取了慎重態度:“……中國民航總局的行動不是在極少量事實的基礎上倉促得出的結論。謹慎行事並與美國公司協商確保安全是正確的,因為沒有什麼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生命的確很寶貴。鑒於美國對中國有一長串的人權批評清單,這實在是相當諷刺,但此處中國是對的。

國際部落主義的興起使政治充滿了本能蔑視,美國對中國,空客對波音,“我們”對“他們”,皆是如此。而如果中國古老的陰陽學能教給我們什麼的話,那就是對立面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對立統一,每一面都需要有另一面方才完整。

中美兩國在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中都是重要的利益攸關方,希望兩國繼續合作,互依互存,必要時相互批評,避免世界秩序陷入緊張、分裂和衰落的混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