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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

貿易戰與台灣問題的糾纏

2018-09-11

中美關係伴隨中美貿易戰陷入巨大的對抗和不確定性之中,這對台灣問題及兩岸和平發展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台灣牌”及圍繞台灣問題的美國國家立法(如《台灣旅行法》)似乎成為美國新的外交共識。美國在薩爾多瓦斷交事件上的過度反應及幫助台灣站台發聲的實際表態,似乎也在強化台灣問題在美國戰略體系中的重要性。但這一切到底是美國多數民意的真實反應,還是美國鷹派政治集團的刻意誇大和扭曲?我們需要真實的數據和態度,以便對中美關係中台灣問題的實際分量和影響作出評估,採取相對穩健和精準的危機管理策略。

根據美國皮尤《2018年春季全球態度調查》之Q36/a-h的結果,美國民眾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度墊底,位列前三位的是對中國的債務、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以及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這與台灣問題熱度在國內的認知及在中美之間重要性的一般判斷有出入。從具體數據來看,以“非常焦慮”為統計項,所涉調查的八項指標得分比例降序排列為:(1)美國對中國的大規模債務,62%;(2)來自中國的網絡攻擊,58%;(3)中國對全球發展的影響力,51%;(4)美國對中國的工作機會流失,51%;(5)中國的人權政策,49%;(6)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48%;(7)中國與鄰國的領土糾紛,34%;(8)中國與台灣的緊張關係,22%。

這項調查涉及八個問題,均與中國相關,顯示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美國民眾對中國的關注度空前提升。其中多項調查涉及中美貿易關係,顯示特朗普貿易戰強硬立場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反映了美國對中國貿易實力及國際長遠影響力的敏感與忌憚。

從具體數據結果來看,美國民眾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所謂的人權以及台灣問題,而在於自身的安全與利益。這項調查數據提醒我們,需要正確了解美國政客與民眾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差異以及合理規避媒體渲染的不當影響。但也需要注意,貿易戰和台灣問題也有捆綁效應,台灣牌成為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綜合施壓的一顆棋子。如果貿易問題日益惡化,美國民眾對政客的台灣牌就會日益同情和支持,將這種捆綁效應放大,從而實際推高台灣問題在中美綜合對抗中的地位與影響力。這種捆綁或可給台獨勢力帶來短暫的可乘之機,但也可能造成台灣長期被消耗及掏空,造成台灣的持續不安定與經濟波動。與中美兩國的長期戰略相持與消耗博弈相比,台灣絕無可能長期堅持而不損及自身的安全與發展利益。

台灣問題在美國的關注度呈現出兩極分化,在鷹派政客那裡是遏制中國的一張牌,但在普通民眾那裡卻與美國國家安全及民眾日常利益關係不大。台灣並不是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對此,台灣當局缺乏清晰的戰略認知,一再誤判誤行,可能從根本及長遠上損害台灣民眾利益。

台灣問題在大陸政治上被界定為國家核心利益,有憲法及《反分裂國家法》的底線立法,有十九大報告關於“完全統一”的明確目標。美國可以基於利益考慮和交換需要而棄台,中國絕不可能因為美國阻撓和台獨對抗而放棄統一。長遠來看,只要中國政府堅守國家核心利益底線,巧妙運用自身的綜合實力及國際影響力,必然最終造成有利於完全統一的條件和氛圍,實現國家終極統一目標。皮尤的調查數據進一步肯定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功利主義與機會主義取向,這是有助於中國完全統一的一個積極指標與信號。

民調數據表現了中美對台灣問題的差異化立場,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讓美國理解和尊重中國對台灣的正當主權利益,如何讓美國的多數民意實際影響及制約美國政府的機會主義立場,從而確立穩定可持續的中美關係。基本的思考出路是對美國民眾關心的前三位威脅因素加以合理溝通與管控,給予其一定的安全感與信賴感。如果這三項因素惡化,美國民眾可能傾向於理解和支持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美國債務問題,需要中國合理減持。網絡攻擊問題,需要國內完善網絡安全法制體系及建立中美網絡安全對話與聯合執法機制。中國國際影響力問題,尤其指向“一帶一路”的戰略性影響,需要中國增強對這一全球治理行為之和平發展基礎的哲學闡釋與政策說明,提升對援助項目的風險管理水平和債務危機化解能力。

總體上,美國民眾聚焦點在於和中美貿易戰有關的國家安全及日常生活利益問題,對台灣問題及中國周邊安全問題並不關切,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民意表現,是正常與客觀的。台灣問題儘管實際關注度低,但被普遍理解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好用棋子。因此,如果中美貿易關係不能重新正常化,美國民眾的日常焦慮會深化,政府會進一步打台灣牌,民眾的關注度及支持度也會相應上升。

回到兩岸關係。由於台灣當局太過依賴美國的反制平衡,對大陸採取“全面離岸替代”策略,對作為兩岸和平發展基石的“九二共識”未能正確看待與承認,導致兩岸關係所涉的全部官方正式管道被切斷,兩岸陷入“冷對抗”。台灣誤解了自身在美國國家核心利益中的實際地位,誤解了中國大陸完成國家完全統一的正當意志與持久執行力。皮尤調查的這項數據可以很好地警醒台灣當局及提醒台灣民眾,正確的道路是重回“九二共識”及有尊嚴地從容面對“完全統一”的終極前景,循着“一國兩制”憲制大方向尋求台灣地區及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台灣的永久和平與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