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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競爭的經濟學

2015-09-01

凡是提及美國在亞洲作用的美國思想家,都會強調該地區作為未來世界經濟中心的重要性。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里,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寫道,“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在中國,它正通過直接投資和發展援助,推行雄心勃勃的與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經濟一體化的戰略。顯然,中國和美國在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戰略,是受經濟利益的驅使。但許多理論家強調美中經濟合作的互惠互利時,往往忽視了結構性經濟問題帶來的競爭和不穩定因素。對新興市場和未開發資源的爭奪是對抗性的,這種爭奪可能隨着經濟增長放緩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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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這一趨勢短期內不會結束。這種轉變的背後是人口長期的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這對美國和中國來說都是問題,因為資本主義經濟需要通過共同增長來保持活力,而隨着增長放慢,新的投資機會減少,對現有市場的競爭就會擠壓利潤。為保持企業盈利能力,尋求新市場和高增長地區變得十分關鍵。美中角逐影響力的兩個主要地區,南亞和東南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恰恰是世界上兩個剩下的主要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相當大比例的人口以務農為生,與全球市場只有微弱連繫。

欠發達地區是資源、廉價勞動力和新市場的重要來源。而對外國企業來說,所有這些都是零和經濟要素。不可再生的資源無法獲取兩次,勞動力不是無窮無盡的,出口市場則趨於飽合。資本主義企業互相競爭獲取這些要素,而且最好是在不均衡條件下獲取。各國盡其所能保護本國企業利益不足為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是“自由貿易”協議,它把亞洲最大經濟體(中國)排除在外,有效地為美國企業提供了優先准入機會。中國公司也有同樣追求,它們在非洲購買礦山的獨家經營權,並宣稱以軍事設施保衛這些礦產。政治軍事競爭與經濟競爭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支持本國企業發展,能讓國家獲得切實利益。希拉里·克林頓認為,“為美國企業打開新市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讓政治實力與經濟實力長期分離幾乎是不可能的。擁有強大經濟基礎的國家,可以支撐起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技術先進的國家也能夠開發出更先進的武器。例如,如果沒有經濟高速發展,中國將無法負擔每年10%的國防預算增長。經過較長一段時期,經濟實力就會轉化成政治實力。這意味着,對於互相競爭的國家來說,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

一個世紀以前,E·P·湯普森和羅莎·盧森堡等激進的理論家認為,帝國主義產生於對新市場和海外資源的競逐。整個19世紀,歐洲列強和美國在世界各地競相搶奪殖民地。這種對土地的爭奪導致了軍備競賽,助長了歐洲大陸的軍國主義。新統一的德國很快成為經濟強國,它要求分享與其不斷增長的實力相稱的全球戰利品,從而威脅到英國的全球霸主地位。英德對抗催生了一場海軍軍備競賽和一個僵硬的聯盟體制,使戰爭成為必然。在接連繞過摩洛哥和巴爾幹危機後,歐洲在1914年終於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聽上去很耳熟。作為世界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大國,中國和美國處在與當年德國和美國相似的位置上。但其歷史定位還是存在某些重要區別。19世紀,地球上多數地區欠發達,易於開發利用。而當代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個真正的世界市場,全球經濟關係比一戰前緊密得多。今天戰爭對經濟的破壞性大得多,大國的投資擴張機會卻變少了。這種稀缺,往往會造成衝突。

有關美中經濟合作好處的甜言蜜語有助於緩和人們對新冷戰的擔心,但它忽視了經濟誘因會推動安全競賽。由於企業利益在美中兩國都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將對競爭的行為產生負面壓力。像休·懷特所設想的美中大妥協,不僅涉及地緣政治平衡挑戰,還包括彼此接受新興市場和資源的勢力範圍劃分。而一旦這些地區的增長終於開始放慢,即使這樣的妥協也可能難以維持。

解決這一危險態勢,不是靠美中之間某次特別的外交安排,而是要重組全球經濟,使之保持低增長狀態下的穩定。這是嚴峻挑戰,這種轉變需要經濟朝生態可持續和更為公平的方向發展,包括工資收入的均衡,以保證繁榮被廣泛共享,人們不必追求破壞穩定的經濟增速。新技術可以給人們帶來更多閑暇,而不是一味提升產量。這些轉變將與今天的短視和利潤至上迥然不同,如果我們希望規避美中兩國零和競爭的巨大危險,那麼這就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