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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祖墀 博斯公司高級合伙人、大中華區董事長

中國的顛覆者:阿里巴巴、小米、騰訊及其他公司如何改變商業規則

2015-09-08

(節選自謝祖墀2015年新書《中國的商業顛覆者:看阿里巴巴、小米、騰訊及其他公司如何改變着商業規則》,企鵝出版集團旗下公司Portfolio提供版權許可)

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中國經濟在世界上一直增長最快。中國以它自己和其他國家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成功對外部世界開放了經濟和人員。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遭到大量批評,特別是在美國。這些批評者當中有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奧巴馬政府成員及共和民主兩黨的其他重要人物。有知名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的彼得·納瓦羅。有分析家,如2001年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的作者章家敦。這些批評人士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功相當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公正做法:實行重商主義貿易制度,通過貨幣操縱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採取高壓手段讓外部市場對其開放,為製造商提供補貼,大量仿造盜版外國產品和技術。他們認為,上述行為的主要獲益者是生產廉價智能手機、電腦、玩具、服裝和其他消費品的中國出口商,它們搶走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作,將產品傾銷到歐洲和美國,把其他競爭對手驅趕出局。

海外批評人士常常提到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國營企業的壯大與影響。中國最大的企業,它的銀行和保險商,石油與能源公司,電信運營商和航空公司,主要鍊鋼、汽車製造和建築公司,所有這些企業全部是政府所有或由政府控制。在按銷售收入計算的《財富》全球500強公司中,中國上榜企業似乎為這一觀點提供了佐證。2014年年中,500強當中有92家中國公司,其中只有10家是私營企業。依靠中國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這些企業當中許多在海外有巨額投資,也就是各種書籍和新聞標題所說的在“收購世界”。本世紀初以來,在國有銀行支持下,中國國營企業在非洲、南美和其他地區做成數十上百億美元交易,獲得了能源供應、原材料甚至是耕地。而且無論這些公司去到哪裡,同樣國營的中國建築公司都如形隨行,修建港口、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確保商品能夠運回中國,同時支持所在國的發展。但只把中國經濟想成單一政府推動下的商業巨無霸,不足以道出中國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而它對世界其他地方的潛在影響是最大的。

這就是,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創業企業領導集團,其成員全部來自私營部門,其中多數不受政府的直接影響或支持,他們全都改變了自己所在的產業。這些創業的顛覆者們是當今中國最成功最有實力的人物,許多人是億萬富翁,甚至身家幾十億上百億。正是因為他們,中國(2014年8月)成為美國之後世界億萬富豪第二多的國家,在《福布斯》雜誌總共列出的1645人中佔了152人。

這些顛覆型企業家的崛起更值得關注,因為毛澤東1976年去世時,中國沒有任何私營企業,國家所有工業和農業都是公有,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集體經營。今天,多虧過去35年的經濟改革,私營部門已經至少佔了中國經濟產出的四分之三。

儘管早已放棄中央計劃,但中國政府仍把自己當成控制中國經濟大方向的關鍵。中國仍有約230萬家國有企業,但這一數字遠不及其他類型企業。早在2004年,中國有約330萬家私有企業,其中許多是通過公開上市由投資者持有股份。另外還有2400萬家個人或家庭經營的個人獨資企業。到2013年,中國已有近1200萬家私有企業和4200萬家個人獨資企業,而政府承諾這一數字還會增長。2014年前七個月,由於監管改革取消了註冊資本要求,150萬個新私營公司成立,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一倍。

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數目自2004年以來減少近一半。儘管這些公司的生產力比10年前大為提高,其產出增長與私營部門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2000年,國營企業和非國營企業的總收入大體相同,都在4萬億元左右。到2013年,國營企業收入增加6倍多,非國營企業收入增加了18倍。同期國營企業利潤增加近7倍,非國營企業利潤增加近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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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中國企業家正在壯大,因為他們有能力順應中國發生的變化。他們中的許多人創業之初,經濟仍由國家主導,價格主要由國家制定,絕大多數企業領導人也是由國家指派。他們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倖存,抵禦住了中國本世紀加入WTO之後洪水般而至的外國企業競爭,又從2010年前後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低迷中脫身。經過這一切,中國企業家創造了一個大體在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經濟。他們主要對消費其產品和服務的客戶負責,與世界各地同行一樣,他們通常精力充沛,富有想像力,並往往具有獨特氣質。這些人超群拔萃,不次不寵,在敬畏權威、怕作出頭鳥的傳統文化中,打造出了成功的企業。

這些企業家以人們所能想像的各種形式出現。他們或年長或年輕,有人高中畢業後再無受過正式教育,有人是博士,有人來自中國最富裕的大城市,也有人來自偏遠鄉村。當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經營着小公司,但也有一些人領導着行業巨擘,有成千上萬僱員。一些人極具影響力,可以直達政府最高官員,另有一些人則始終受偏向國企的官方的歧視,這種歧視可能讓獲得銀行貸款這類尋常事變成一場噩夢。

許多今天最成功的中國企業家,其中多數是40、50和60多歲,在創辦公司時都沒有商業經驗。他們不得不從嘗試和錯誤中學習,去“摸着石頭過河”。 這句話被1978年到1997年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鄧小平用來比喻其經濟改革的特點。

在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創業的人當中,沒人能預見2014年的中國。也正是這些人,為創造今天中國的財富發揮了最大作用。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世界知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計,私營公司僱用了三分之二的城市就業人口,這意味着1978年以來城市就業的增長几乎全部由私人部門貢獻。

中國企業家有時會被拿來與本世紀初的俄羅斯寡頭相比較。寡頭積累財富靠的是蘇聯解體後的工業私有化,是利用他們的關係地位聚斂大量的對資源類公司的控股。相比之下,本書觀察的中國企業家基本都是白手起家,很多時候是從一間屋子、一個攤位或向親戚朋友借的幾千美元干起。他們通過滿足客戶需求建立自己的公司,其業務往往不被人看好。

這些商業領袖知道,自己正站在經濟活動歷史潮流的前端並推動着這一潮流。作為世界增長最快經濟中的增長最快企業的創造者,他們意識到自己擁有的巨大潛在商業影響。由於他們經營的公司發展甚至快過中國經濟增長,他們為所有中國公司建立了未來的守則。儘管幾乎沒有受過正規商業培訓,他們很快便與幾年前還從對方索取靈感的國內國外公司展開競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將改寫全球管理規則。

全文翻譯自《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s),原文標題 China's Disruptors: How Alibaba, Xiaomi, Tencent, and Other Companies are Changing the Rules of Business (2015-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