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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擺脫美元束縛

2015-08-18

似乎每隔十來年,中國的貨幣管理者們就會在貨幣市場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出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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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中國取消人民幣匯率雙軌制,將官方匯率與市場調節價並軌,致使人民幣貶值約35%(對美元從1比5.76跌至1比8.70,1995年為1比 8.28)。此後人民幣一直盯住美元。11年後,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又宣布取消人民幣對美元的硬盯住,改為實行以美元為主要目標的爬行匯率盯住制。此舉將人民幣價格實際推升2.1%,震驚全球金融市場。這個星期二,中國人民銀行又一次給全球市場帶來震撼。8月11日,在人民銀行的推動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跌了1.9%。而在此之前,按名義價格計算,人民幣已經收復了1994年1月對美元貶值35%的大部分失地。

人民幣管理當局對貨幣市場進行突然襲擊的做法,像以往一樣立即引來政治上的指責和誇張的反應。

為了應對1994年那次人民幣匯率並軌,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在提交給國會的半年度報告里把中國稱為“匯率操縱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曾經有一份簡陋的指控聲稱,這場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就是人民幣1994年的貶值。雖然,當時中國五分之四的對外貿易已經使用人民幣市場調節匯率,而且東盟只在1996年的時候出現過出口放緩。2007-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人民幣又被指責為導致經常項目失衡的罪魁禍首。為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監督框架被瘋狂更新,以便抑制人們想像中的匯率不當行為。只是到了後來才知道,人民幣對危機的影響很小,國際金融體系赫然斷裂是“全球銀行業過剩”的結果。這種“過剩”被認為與槓桿驅動的跨境借貸爆髮式增長有關,它使金融危機能夠跨境傳染。

隨着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約3.5%,上周后期交易價達到4年來低點,對中國操縱匯率、輸出通縮壓力緩解國內困難的指責再度甚囂塵上。這種觀點不僅是以偏概全,而且沒有看到基本情況的改變。很久之後,2015年8月11日這一天反而可能被認為是開啟了新的黎明,因為人民幣擺脫了美元束縛,在更廣泛的亞洲經濟區確立了日元沒有達到的參考貨幣的地位。同時,在位列21世紀國際貨幣體系中兩到三個最重要全球儲備貨幣的道路上,人民幣加快了既定步伐。無可否認,2009年7月中國內地與香港之間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那一刻,這個征程就已經開始了。自那以後中國一直在深化改革,以滿足建立離岸和(自由的)在岸人民幣金融中心,以及有選擇地開放資本賬戶的需要。後人對8月11日的記載也許就是,這一天,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建立一種新的、更充分反映雙向價格信號的貨幣體制,使人民幣在全面實現國際化的道路上跨過了重要的一道坎。

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1.9%。更重要的是,它宣布改變決定離岸人民幣市場交易價的每日參考匯率的算法。自此以後,在更多考慮市場因素前提下,人民幣參考匯率將取決於前一天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價,而不僅僅是中國央行的判斷。早就應當如此,人們完全不應該對中國人民銀行現在的做法感到驚訝。2014年,人民幣對美元已經貶值2.5%,儘管中國人民銀行出手支撐,人民幣匯率在2015年早些時候仍然一次又一次地試探着每日交易區間的底部。中國人民銀行第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實際上,央行運行雙向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在第一季度的57個交易日中,人民幣在24個交易日升值,33個交易日貶值。

那麼,為什麼選擇這一時機進行調整?它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採取這一舉措的直接原因,是近期發佈的一系列宏觀經濟與金融數據顯示中國國內需求疲軟。特別是,中國國家統計局8月10公布的數據表明,7月份國內工業生產者價格創下2009年以來最大同比下跌紀錄。經過去年11月以來四次下調利率、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放寬地方政府融資條件,調整人民幣市場預期是政策工具中所剩無幾的可用選擇之一。在今年晚些時候美聯儲預期加息的背景下,與美元緊緊綁在一起,導致了人民幣估值過高(相對於疲軟的歐元、日元、新興市場貨幣和商品貨幣)、中國國內通貨緊縮以及資本流動出現波動。這對哪方面都沒有好處。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需要有意識地向國際經濟社會傳達一個信號,那就是,它已經正式、決絕地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這種制度能夠更加靈活地適應以市場為基礎的雙向浮動。中國匯率體制變化的實例少之又少,相隔時間也很長(1994、2005、2015),但每一次改變都是逐漸朝自由化方向邁進。這為中國人民銀行這一次的聲明增加了可信度。

今年晚些時候,IMF執行董事會將正式審議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構成和估值。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將是對中國推進人民幣徹底國際化的重要認可,也將為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蜂擁而至的主權投資者(央行儲備和主權財富基金經理,以及他們較穩定的投資組合)增添利好,因為這類投資人通常把特別提款權的構成,作為外匯儲備配置和資產多樣化的一個重要基準。到目前為止,人民幣是唯一一個達到了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出口評判標準,但是還沒有被納入其中的貨幣。而且,在IMF資本賬戶交易的40個分類當中,人民幣已經在35項上完全或部分實現了可兌換。這是否滿足特別提款權有關“自由使用”貨幣的門檻要求,還需拭目以待。所謂“自由使用”,指的是被普遍用於國際往來的支付,並在主要外匯市場被廣泛交易。但在這個微妙時刻,正式承諾實行匯率雙向浮動,實行更加市場化的匯率制度,對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是完全無害的。

說到底,實踐才是最好的檢驗。當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加的時候,中國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上的表現,是不是能和人民幣需要貶值的時候一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貨幣當局應該是不需要提示的。到目前為止,他們只需要留意產生於上世紀70年代以後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適用的一個當代“程式性事實”,那就是,開放的金融市場配合僵化的匯率政策必將製造出災難,逐步開放金融市場、擴大匯率雙向浮動範圍也已經過時。北京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是其他實行固定匯率的國家在同樣的金融發展階段所沒有的,就是它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緩衝和不那麼開放的資本賬戶。因此,當前時刻對中國來說特別有利,可謂急流勇進正當其時。

雖然將來的情況多少有點複雜,但無節制地預言“貨幣戰爭”重新爆發,美中再次陷入無可救藥的貿易爭吵,無疑是誇大其詞。

很多事情有賴於美國經濟復蘇的進程,中國經濟結構向側重於消費主導的轉型,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在多大程度上稱職地管理以市場為基礎的人民幣交換價值。投資支出通常是國內需求當中最進口密集的一塊,其次是消費,而政府開支是最少進口密集的。儘管美國經濟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恢復,但資本支出和工資增長是否重新進入良性周期還不明朗。至於中國,2013年11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宣布的重要體制改革還處於初期實施階段。與此同時,在更廣泛的貿易方面,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它們的進口占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早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就一直沒有起色。正因為如此,美中兩國上述變量會在多大程度上給對方帶來影響和改變,這種影響和改變是正面還是負面,將決定今後數月乃至數年內美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目前還無法綜合預測其他亞洲新興市場貨幣受到的影響。短期內,部分高度依賴與中國大陸貿易的東北亞和東南亞主要貨幣(新台幣、馬亞西亞林吉特和韓元)可以面臨嚴重的拋盤打壓。但中期,中國人民銀行8月11日宣布放開匯率制度安排在亞洲產生的最重要結果,可能是人民幣崛起成為廣闊的亞洲經濟區的主要參考貨幣,同時,其他主要亞洲新興經濟體貨幣與人民幣同步波動。全球金融危機之前,東亞和東南亞的10種貨幣當中,有6種貨幣基本上是與美元而不是與人民幣聯動。金融危機以後情況發生逆轉,現在,10種貨幣當中有7種更多是與人民幣同步波動。隨着中國逐步轉向消費驅動型經濟,並成為地區進一步垂直整合和共享製成品生產的最終目的地,亞洲其他貨幣與人民幣的聯動只會更加緊密。

一個小小的退步(8月11日人民幣貶值),有可能給亞洲經濟、貿易和金融的地區一體化帶來未來幾年甚至十年內的一次最大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