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簡體繁體
【熱點話題】:美國大選 中美關係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脫鉤
中文英文中英對照

氣候正義的故事

2020-12-18
f5f3caab203ffa992cedc64a421589c7.2-1-super.gif

報業辛迪加(PS):今年4月你和達亞·雷迪指出,新冠疫情“表明政府能夠在危機中迅速果斷地採取行動,而且人民是準備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改變自己行為的”,你呼籲對氣候變化也採用同樣的緊急措施。但是八個月之後出現的“抗疫疲勞”,削弱了人們對公共衛生限制的遵守。這對有效的氣候解決方案意味着什麼呢?

瑪麗·羅賓遜(MR):雖然世衛組織和其他人用了“抗疫疲勞”這一術語,但我呼籲在使用這個標籤時要謹慎。我們一定不要把封鎖帶來的焦慮,這通常與對經濟的擔憂有關,不要把它與不願意遵守公共衛生指導原則混為一談。

世界各地成百上千萬的人民正面臨著巨大的不幸。各國政府必須提供充分的財政和社會保護,使窮人和處在社會邊緣的人不會覺得他們必須在保護自身健康和養家糊口之間二選一。政府必須要解決因為疫情而加劇的更深層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在我們考慮氣候變化時,有時候所謂的“疲勞”,其實可能是當知道我們面臨的威脅有多嚴重後,在心理甚至生理上感受的巨大苦楚。這也是為什麼我如此地欽佩年輕人、原住民活動家和其他執着孤單的聲音,他們幾十年來一直都在呼籲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當今,氣候運動呈現出了良好的勢頭。我們有框架,包括《巴黎氣候協定》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其中還有“可持續發展目標”。我們也有相聚在一起的時刻,比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締約方大會(COP)。我們必須利用這些機制,讓政府領導人、商界和產業界負起責任來。更廣泛地說,我們必須把新冠疫情看成建立制度的機會,這個制度獎勵社會責任,不容忍短視或貪婪,接受科學,承認自然的極限,不會讓任何一個人掉隊。

PS:你和雷迪強調“必須把社會正義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核心”,你和戴斯蒙·圖圖在2011年也強調過這一點。現有的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這一原則呢?為了推進這個當務之急,我們需要哪些計劃、政策或者做法?

MR: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我最先開始研究“氣候正義”這個概念時,它在人們眼裡還是一個小眾的問題,但現在它已經是一個被廣為接受的原則了,政府和企業都越來越多地讓自己的規劃與《巴黎氣候協定》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但它們做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如果我們要把全球變暖限制在巴黎協定規定的比工業化前水平高1.5攝氏度的目標內,各國政府就必須承諾並且覆行更有抱負的“國家自主貢獻”。我們還需要見到具體的計劃,讓世界公平地過渡到以清潔能源為動力。所有氣候行動都必須充分地尊重人權。

我們有框架,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來自最高層的足夠動力和決心。我們需要各國領導人認識到,多邊主義是讓人人享有綠色、可持續和公平未來的唯一可行途徑,並且要為此採取行動。

PS:正如你、阿米娜·穆罕默德和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2015年指出的那樣,婦女是“最容易受到不可持續行為和氣候變化影響的群體之一”。然而,考慮到她們“在水、食品和能源等家庭要務上的中心地位”,她們對“這些領域的挑戰和潛在解決方案”是有寶貴見解的,因此應該“站在決策的最前沿”。五年過去了,讓婦女參與可持續發展決策的努力是令人振奮還是令人失望呢?提高女性參與最重要的變化有哪些?

MR:氣候變化並非不分性別,女性受到的影響是最大的。但是,她們的看法之所以寶貴,不僅僅是因為她們易受傷害,還因為婦女經常走在環保努力的前列。她們通常是新農業技術的早期使用者,而且還成為了綠色能源的創業者。她們是危機中第一個做出反應的人,也是家庭中的決策者。

今年早些時候,我和紀錄片製作人梅加·阿格拉瓦爾·蘇德一起參加了一個座談,她非常渴望有“多樣化的故事,一如我們試圖拯救的生態系統”。這令我印象深刻。她強調說,到目前為止,氣候變化敘事一直被來自發達國家的白人男性聲音所主導。國際政治和外交也是如此,而我們需要各級決策更加多樣化。

在2019年12月的第25屆締約方大會上,我們通過了一個在氣候行動中考慮性別因素的雄心勃勃的新五年規劃。這個所謂的“性別行動計劃”是一項重大成就,它將強化對性別問題的考慮,促進婦女對這一領域的參與。但是,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女性全面擔任領導職務,包括在部長級、大使和外交官級任公職,以及在基層工作。

假如我們希望有機會成功地應對氣候危機,就不能把多樣性看成是“獎賞”,是可取的但又無足輕重的一塊拼圖。我們必須認識到它的本質:它是進步的先決條件。女性已經涉入這些問題,我們要讓她們來幫助制定解決方案。

PS:上個月,你、莫·易卜拉欣和凱文·沃特金斯等幾位聯名簽署人寫道,鑒於“在減少極端貧困和營養不良、降低兒童死亡率、擴大教育機會等方面取得的來之不易進展”岌岌可危,“我們需要一個為窮人服務的貿易體系”。新冠危機正在促使許多國家反思它們的貿易行為,你認為這會加速還是會阻礙必要的改革?

MR:近年來的多邊主義危機最令人擔憂的地方之一,就是世貿組織幾近癱瘓。從一定程度上說,這是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政府蓄意阻撓和採取孤立主義立場造成的。世貿組織成員國未能就新任總幹事達成一致,正是出現這種功能性障礙的最新、最惡劣的例子。

要想克服目前面臨的健康與經濟挑戰,確保實現不讓任何人掉隊的經濟復蘇,我們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和集體行動。這必須包括各國齊心協力地盡量減少對多邊貿易體系的干擾。

新冠危機凸顯了多邊規則的必要性。在新的領導下,世貿組織還可以在重新架構全球貿易政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使之與低碳增長、保護生物多樣性和減少污染等優先事項保持一致。

附帶說一下……

PS:兩年前,你在接受《衛報》採訪時曾感嘆,“美國不僅不發揮領導作用,而且正在破壞多邊主義,助長其他國家的民粹主義”。美國即將到來的領導人換屆有望改變這一局面。但它今天還會擁有四年前那樣的影響力嗎?特別是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喬·拜登政府應該如何發揮美國的領導作用呢?

MR:當選總統喬·拜登無法挽回即將卸任的政府浪費掉的時間。但我們現在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為減少全球變暖而採取的每一項行動都很重要,拜登還是能做很多事的。

拜登已經承諾,他上任第一天就會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這是一個象徵性舉動,但也很重要。他還發誓要恢復被特朗普廢除的環境保護政策。儘管兩極分化和在參議院缺乏強有力的多數支持,會限制他的選擇,但他可以用行政命令來扭轉特朗普的許多氣候政策。

短期之內,拜登還必須堅守他的承諾,把培育綠色就業和推動脫碳作為從疫情中復蘇的一部分。更為根本的是,他必須努力縮小全球氣候抱負與其政府實現這一目標的能力之間的差距。我非常期待美國恢復它在氣候問題上的全球領導地位。

PS:你在2018年出版的《氣候正義:希望、韌性和為可持續的未來而戰》(Climate Justice: Hope, Resilience, and the Fight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一書中,突出寫了應對氣候變化鬥爭中關於力量、創造性和發展進步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對現實世界有什麼樣的影響?

MR:當我們嘗試激勵人們支持氣候行動的時候,強大的化石燃料遊說團體並不是唯一要應對的挑戰。我們還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克服噪音,克服日常生活中對不公正的分心和冷漠。雖然現在大多數人都認識到氣候危機這個現實,但這一問題的規模很容易讓人感到無所適從。故事有助於對抗這種無力感,激勵人們支持改變具有破壞力的政策,或者讓他們的政府負起責任來。

我在書中提到的那些人物表明,應對氣候挑戰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我們需要人類的一切技能、見識、智謀和創造力。

看看莎倫·漢肖的故事。莎倫原本是一家美髮店的老闆,過着普普通通的生活,直到卡特里娜颶風摧毀了她的美髮店,她所在的密西西比州的許多鄰街住宅和店鋪也都被毀了。暴風過後,聯邦救濟計劃讓她和其他被邊緣化的婦女徹底失望。為了應對這種不公正,她建立了“沿海婦女變革”(Coastal Women for Change),這是一個促進婦女賦權和社區發展的組織。她也因此成為當地、全國乃至全球氣候正義的代言人。

莎倫一開始並沒有打算成為氣候活動家,但通過她坦率的講述,她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PS:你的播客,也就是由你和喜劇演員兼作家梅芙·希金斯主持的《發明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它將辛辣的現實主義、有思想深度的樂觀主義和智慧集於一體。通過從嚴肅的話題中發現幽默,你學到什麼嗎?你認為在推動“女權主義的氣候變化解決方案”方面,播客和它所使用的滑稽手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MR:我想人們對《發明之母!》的反應是相當好的。因為,儘管這個話題很嚴肅,但這個播客的基調輕鬆愉快,讓前景充滿希望。因此,聽眾不再感到無力或是因氣候危機而沮喪,而是可以聽到積極、友好的建設性解決方案。笑一笑總是好的!

也不再只是我和梅芙主持。在最新的系列中,才華橫溢的製作人蒂馬利·科迪卡拉經常加入我們。我在錄製播客的時候,感覺就像和朋友聚會一樣。我希望聽眾也能有同樣的感覺。

播客着眼於問題的交叉性。我們並不只關注氣候科學,我們還探討氣候危機與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貧困、移民和社會正義等問題之間的關係。我們不是說教式的,而是通過講故事,試圖證明個人也可以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做出貢獻。

在2020年里,我們的重點之一是在節目的核心突出女權主義原則。我們一直在鼓勵聽眾以及我們自己在“自我照顧”上花些時間,用包容和關愛的方式追求我們的氣候目標,汲取必要的歷史教訓以便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公平、更光明的未來。

PS:說到有效的信息傳遞,你曾讚揚年輕的瑞典氣候活動人士格蕾塔·通貝里讓氣候問題“人性化”,稱她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上的演講讓你感動落淚。作為在這一領域工作了很長時間的人,當通貝里這樣的年輕活動人士敦促領導人將他們的信息轉化為政策時,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嗎?

MR:我不會提任何建議!這些勇敢的年輕活動人士發出的主要信息,是堅定地呼籲領導人要傾聽科學的聲音,要履行他們2015年在巴黎做出的承諾。通過這些信息,他們大大提高了人們對氣候危機的認識。我和“元老會”的成員們是與他們站在一起的。

我要是給任何人提建議的話,不會是給通貝里或其他年輕的活動人士,而是給世界領導人、政府和企業。我的建議很簡單:傾聽年輕人的聲音,傾聽科學的聲音,採取緊急行動。

全文翻譯自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標題“A Climate-Justice Story”(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