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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易若鵬 西雅圖大學人類學與亞洲研究教授

中國的環境教育合作

2017-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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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聯合國和世界許多國家政府一樣,中國政府希望以教育為重要手段,促進環境管理和生態的可持續性。繼上世紀80年代政府提出一系列與環境教育有關的倡議後,2003年,教育部邁出重要一步,正式要求環境教育內容要廣泛“滲透”到中國各級公立學校的各科教學過程中。然而,十幾年過去了,這個任務顯然普遍沒有完成,絕大多數中國孩子依然沒有獲得政策要求提供的環境學習機會。這很令人擔憂,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環境挑戰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不過中國的環境教育也出現了充滿希望的新動向,值得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持。由於全世界都會感受到中國公民的價值觀和選擇所產生的生態影響,因此中國的環境教育工作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過去幾十年中,中國環境教育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政府與NGO的重要合作。事實上,教育部對全國性環境教育的要求,以及漸進的實施指南,是中國教育部、環保NGO——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中國辦事處和英國石油公司過去十年來成功合作的直接成果。在“綠色教育行動計劃”下,這種合作關係讓全國21所普通高校建立起了環境教育培訓中心,並制定了一套可以媲美國際最佳流行做法的全國環境教育大綱。然而,教育部洋洋大觀的指導方針和實施規劃在中國以應試教育為主的學校里遇到極大阻礙。即使教師們十分樂意把環境內容納入他們的課程,他們也往往缺少這方面的培訓。面對這些挑戰,中國政府官員和NGO用三個十分可期的舉措加以應對:大規模的教師培訓;創辦環境學習中心,或者叫“自然學校”;制定環境教育法。

教師是一切教育工作取得成功的關鍵,而缺少對教師的培訓和激勵,一直是中國環境教育任務取得成功的主要掣肘。最近,中國教師開始更多地獲得了他們所需要的支持。去年夏天,我在中國舉行的一個國際科技教育會議上發言,一位來自環保部宣傳教育中心的中國官員告訴我,他們策划了一個為期三年的培訓計劃,將為三千名中小學教師提供環境教育培訓和物質支持。與前面提到的“綠色教育行動計劃”一樣,該計劃主要涉及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辦事處,並獲得了一家大公司(這次是大眾汽車)的支持。

對教師的培訓和激勵固然重要,但這還不足以確保孩子們得到機會,尤其是戶外實際操作機會,去學習、關心他們的環境。而在美國、日本、台灣這些地方,專業的環境學習中心和“自然學校”補充、支持着學校對孩子的教育。令人感到鼓舞的是,這類學校和中心也開始在中國出現,而且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主要是城市中產階層)很欣賞這類中心提供的“自然教育”。這些自然學校類型多樣,通常採取NGO和政府官員某種形式的合作,由NGO提供環境教育規劃與教學,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管理並提供自然保護區這樣的戶外學習場所。一些自然學校,像中國傑出的綠色NGO——“自然之友”創辦的蓋婭自然學校,在培養越來越多的自然教育幹部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蓋婭自然學校亦是與日本自然學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中國自然學校之一。在日本,4000多所自然學校扮演着重要角色,向孩子們提供戶外和環境學習的經驗。

日本2003年頒佈環境教育法,為環境教育提供財政支持和認證程序。台灣2011年也頒佈類似法律《環境教育法》。在日本和台灣,從法律上確立對教師和組織機構的認證流程,建起穩定和資金來源和人手,這使環境教育計劃的質量和安全性得到了保障。在中國,過去五六年來環保部宣傳教育中心一直在推動通過中國的環境教育法。雖然不清楚該法將來的細節,但宣傳教育中心官員報告說,制定這項法律看來已是大勢所趨。

正如中日自然學校合作夥伴關係所證明的,自然教育和環境學習有可能把人民團結在一起,去跨越一向難以彌合的國際差異。對環境教育工作者和他們在聯合國的組織機構來說,現在是接觸中國同行,力所能及地向他們提供經驗和支持的最佳時機。與大自然保持親近的、可持續的關係,是每個孩子與生俱來的權利,當他們擁有這種權利的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