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 70 年代末，我被任命為埃及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成員，在萬國宮處理國際安全問題和裁軍問題。作為一名年輕的埃及外交官，當我目睹蘇聯和美國代表激烈爭論和宣傳核威懾，特別是「相互確保毀滅」的戰略邏輯、可持續性和內在威懾價值的時候，我很快就感到了震驚。當時，中國尚未加入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