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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友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全球治理:中西方的定位與認知差異

2026-01-04

在國際政學界,對一個概念的界定引發的爭議之久、分歧之大,莫過於全球治理。該理念緣起於歐洲,但歐洲學界至今未推出一個統一概念,以至於全球治理成為任人包裝的實用主義詞彙。在美國,反全球主義的特朗普對全球治理嗤之以鼻,在其字典里已被“交易主義”代替。在新近出台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全球治理被邊緣化。與此同時,中國推出的全球治理倡議在全球南方國家產生積極反響,中國順勢在聯合國成立涵蓋43個國家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組”。顯然,全球治理在不同語境下產生了定位和認知差異。

中西方在不同國際背景下的理念和方案

上世紀90年代,全球化潮流大幅推進,全球性挑戰日益凸顯,既往由大國“硬管理”國際事務的模式已不能有效應對傳統挑戰和非傳統挑戰相互交織的全球性危機。為此,德國前政要勃蘭特率先提出有別於“國家中心主義”的全球治理。1995年,國際知名人士組成“全球治理委員會”發佈《天涯成比鄰》,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一個以規制而非“政府權威”為基礎的多元行為主體共同參與的全球事務治理新模式 。“後民族國家”“多元性”“多邊化”“協商治理”等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氣候變化”等成為關鍵詞。

21世紀20年代,國際大變局深度演變,全球化逆流抬升,地緣政治熱點頻發。特朗普重返白宮後,國際政治經濟迎來新生態,單邊主義和叢林法則抬頭,戰後“自由國際秩序”日漸式微,美國無意再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力量群體性壯大,世界力量格局進一步改變,但國際制度性權力的分配結構依然失衡。聯合國等全球治理機構改革滯後,其權威性、有效性遭遇質疑和挑戰,全球治理體系呈現前所未有的“失衡、失效、失序”狀態。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來到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之際,中國及時提出“全球治理倡議”,從主權平等、以人為本、行動導向等五個維度為國際社會指明未來全球治理的原則、途徑和方向。

對“主權”的不同解讀

歐洲推出全球治理概念伊始,就本着“超國家主義”的認知進行國際治理創新。西方“全球主義”者認為,全球化已將全球治理推向“後民族國家”時代,如果還抱守國家主權的教條不放,那麼就無法應對氣候變化、疾病流行等全球性挑戰,也無法適應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公民社會等主體積极參与全球治理的新形勢。因此,在歐洲的全球治理框架下,主權不再那麼神聖不可觸碰。他們主張,為了全球治理大局,民族國家需要讓渡部分主權,亦如歐盟國家那樣讓渡財政主權和貨幣主權。

在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中,主權平等是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原則。當今世界遠未進入“大同世界”,民族國家利益仍然是各國政府的首要護持,主權平等是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的根本保障。在當前美國大兵壓境委內瑞拉,折射“以實力為原則”的單邊霸凌主義明顯抬升的形勢下,強調主權平等有着明顯的針對性和強烈的時代意義。主權平等的核心要義在於各國無論大小和貧富,均有權平等參與全球事務的治理,有權分享全球治理的成果,“共商、共治、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主權平等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

對“多邊主義”的不同認知

歐洲首倡全球治理的政學界人士認識到,單靠某個大國已無法解決全球熱點和難點問題,大國單邊治理的時代已經過去。因此,歐洲主張國際事務的多邊治理,強調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作用。2003年,歐盟發佈首份《歐洲安全戰略》,推出“有效多邊主義”概念,倡導建立基於規則的多邊合作和協商行動的全球治理體系。歐洲全球治理觀的“多邊主義”迥異於美國的單邊主義,也不同於“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等排他性“小多邊”和“小圈子”。但是,“有效多邊主義”依然推行以西方為主、其他國家配合的多邊治理模式,並未走出“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其本質仍是“中心-邊緣”的治理模式。

中國在全球治理倡議中主張“真正的多邊主義”,這是對“有效多邊主義”的糾偏和升華,更是對西方搞陣營對抗的“偽多邊主義”的揭示和批判。全球治理應超越“西方中心主義”,避免任何歧視性、排他性安排。全球事務大家說了算,不能由某個大國或小集團決定。堅定維護聯合國作為全球治理核心平台的權威性,堅定反對任何形式的單邊主義以及當前冒頭的西半球霸權的排他主義,全球治理體系必須實現由“中心-邊緣”向“平等-有序”轉型。

本質各異的“全球治理價值觀”

西方在提出全球治理時設置了價值觀前提,即全球治理必須以西方認同的人權民主價值觀體系為基礎,在此前提下,各類行為主體才能名正言順地參與全球事務的治理。基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前提設置,西方國家時常高擎“人權大於主權”的大旗,借口應對全球性危機的需要,干涉他國內政。這正是包括中國在內諸多全球南方國家難以認同西方全球治理觀的重要原因。

中國在“全球治理倡議”中提出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認為只有以民眾獲得為目標的全球治理,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和有效的運作。相較於存在廣泛爭議的西方人權民主價值觀,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更能得到普遍認同,其原因在於只有以人為本,才能保證最基本的人權。全球治理的宗旨和最終目標,是通過多邊平等合作促進發展,給各國民眾帶來獲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概言之,世界大變局下,全球治理的行為主體、戰略方向和實施能力均發生系統性變化。西方的全球治理觀已無法全面反映全球力量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生態,而契合全球南方利益的“全球治理倡議”顯然與西方全球治理觀有着結構性的認知差異。全球治理已進入“後西方治理時代”,需要建立一個“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共商共治共享的新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