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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恩里科·格洛里亞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博士生,菲律賓大學迪利曼分校國際關係助理教授(休學假)

周邊國家相信中國對和平的承諾嗎?

2025-11-04
第十四屆中菲關係馬尼拉論壇
第十四屆中菲關係馬尼拉論壇

在中國的全球性引領下,和平是必然的。這是中國越來越自信地重申的信息。在上周菲律賓的“馬尼拉論壇”上,中國大使黃溪連和資深律師兼學者高志凱強調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強調和諧才是亞洲的天然秩序。而就在幾天前,中國前駐菲律賓大使傅瑩在悉尼表達了同樣的主題:和平穩定是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願景的基石。在北京舉行的“香山論壇”上,中國國防部長董軍指出,中國不斷壯大的軍事力量不僅是一種威懾,也是和平的力量——這一形象通過紀念二戰勝利80周年的九三閱兵得到強化。

中國的和平言論是一貫的,以身份認同為導向,並深深融入其外交政策。然而,作為其戰略前沿的東南亞鄰國,反應遠非一致。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承諾謹慎樂觀,而對另一些國家尤其是直接與中國有海上糾紛的國家而言,這些話未免空洞。這種矛盾引發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鄰國是相信它的和平敘事,還是出於不信任而認為那不過是花言巧語?

東南亞在中國外交政策中的意義

東南亞可被視為北京如何將外交政策願景付諸實踐的範例。在1955年印尼萬隆會議上,中國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置於與全球南方外交的中心。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與東盟簽署了第一份自由貿易協定,標誌着其開始融入全球市場。在習近平領導下,該地區優先地位得到深化。2013年,他在印尼議會啟動“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凸顯該地區的“一帶一路”連通樞紐作用。此後,中國周邊外交重心明顯向東南亞傾斜,該地區被視為塑造中國大國地位之路的決定性因素。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領導人訪問東南亞的頻率超過前任,突出說明東南亞在北京眼裡的優先地位。現實也證明了這一點:2009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東盟最大貿易夥伴,過去五年東盟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在東南亞關鍵新興領域的投資也在增長。除了經濟,東南亞人現在是中國最大的外國留學生群體,總體接近1/3。這些趨勢都說明,東南亞是中國大戰略的主要試驗場,同時也讓該地區國家在影響該戰略的調整方面得以發揮作用。

愈發樂觀,愈發不信任

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這些成就及中國的和平敘事在東南亞引起更大共鳴。廖振揚和鄺雲峰對東南亞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儘管在中美之間“對沖”仍是主導戰略,但近年來它們逐漸向中國傾斜。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2025年東南亞態勢調查》印證了這一趨勢。調查顯示,該地區對中國促進和平與共同繁榮能力的信心增強。

北京和平承諾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它的崛起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對全球南方發展需求的補充。東南亞無疑是受益於中國經濟擴張的前沿和中心,然而,持久的海上爭端,以及缺乏真正解決問題的具體進展,抑制了樂觀情緒。東南亞研究所的同一調查顯示,不信任感揮之不去,主要原因是擔心中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實力,可能被用來威脅東盟國家的主權。

這種不信任感在菲律賓最為根深蒂固。30年來,Social Weather Stations的民意調查一直將中國列為菲律賓最不可信的合作夥伴,近年的評價更是不斷下滑。菲律賓的案例表明,當領土問題引發民族主義情緒時,共同繁榮的呼籲是沒有分量的。

對於其他東南亞主權聲索國,中國能夠以較平靜的方式處理爭端。然而即便如此,這種平靜反映的並非真正的信任,而是北京“殺雞儆猴”策略的示範效應,它以菲律賓這種直言不諱、目中無人的聲索國為例,向其他國家展示自己的決心。其結果是,較小的鄰國謹慎對待主權主張,在經濟利益誘惑與挑釁中國的自信之間尋求平衡。東盟國家可能會將主權爭端分隔開來,但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共同繁榮的承諾引起共鳴,也因為公開抵抗的代價日益明顯。這種謹慎和不安的氣氛表明,中國和平計劃的基礎並像官方所說的那麼穩固。

與此同時,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日漸減弱,讓東南亞無法指望。特朗普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主要目標是地區經濟體,這讓人們對美國的承諾產生懷疑,即便其長期盟友試圖穩定現有平衡。總體而言,儘管中國在海上表現強硬,但域外平衡力量的退卻讓中國提出的共同繁榮承諾顯得更加可信,也鞏固了其在地區不確定性背景下作為和平保障者的聲譽。

和平承諾及其局限性

隨着中國的崛起,其國家利益,尤其是領土主權,不可避免地會與較弱鄰國同樣合理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北京若想兌現“必然和平”的承諾,它面臨的挑戰是超越空談,為這些地緣政治爭議地區的合作提供可靠路徑。

一個可能的切入點是海洋環境保護,而科學外交可以建立有意義的開端。黃岩島周圍的漁業管理合作,如共同遵守季節性禁漁令,有助於保障糧食安全,同時建立信任。個別聲索國已在建立海洋保護區方面取得進展,但這些努力支離破碎。我們需要協調一致的網絡和統一的保護計劃,而不是泛濫的單邊倡議,這只會強化海上邊界。畢竟,不作為造成的生態後果並不會以人為的政治轄區為界限。

海洋環境保護還凸顯了戰後自由秩序的一個更大弱點,即一方面要努力應對全球共同挑戰,一方面各國仍被主權零和觀念束縛。有鑒於此,中國常堅稱針對這些缺陷提供的“中國解決方案”,首先就應該拿到最需要合作共贏的領域來檢驗。環境管理對北京來說容易取得成果,它可以向世界展示,儘管領土主張重疊,但相對和諧是有可能的。例如,中國在黃岩島建立自然保護區的提議仍語焉不詳,對中國來說,這是通過探索共同管理而不是單方面推進向菲律賓伸出橄欖枝的機會。這樣的姿態將增加中國和平敘事的可信度,使其頻繁的承諾不再只是空談,而更像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項目。

如果中國想真正成為地區領導者,就必須通過針對現有領土爭端的務實可持續舉措,來強化其共同繁榮的和平敘事。此類善意姿態也將表明,中國能夠認識到鄰國的焦慮源於民族主義利益,而不是簡單視之為華盛頓遏制戰略的代理人。隨着特朗普領導的美國政府主動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北京將言論變成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不僅加強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而且還有信譽和持久地位,這些是只不停做出和平承諾無法帶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