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北京香山論壇於9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在論壇開幕前的“香山視界·高端對話”中，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教授與美國國防分析研究所研究員施燦德（Chad L. Sbragia）圍繞“大國正確相處之道”展開對話。雙方均提及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對華政策與言行的變化。吳心伯指出，美國通過與中方的經貿對話逐步了解中國立場，中方舉措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美國對華政策。

此次對話後，吳心伯向中美聚焦編輯黃治金進一步闡述了特朗普2.0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及未來走向。吳心伯教授認為，特朗普政府應重置對華關係，調整雙邊議程，優先聚焦合作而非競爭與對抗。為達成協議，美國需“階段性解決”關稅問題，下調對華關稅，並積極回應中方在美國對華技術出口與投資限制等方面的關切。他還深入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內部不同派系在對華關係中的角色與影響。

黃治金：您在第十二屆香山論壇期間提到，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中美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1至5月的“關稅戰”（fight and fight）、5至8月底的“邊打邊談”（fight and talk）、以及目前的“對話與諒解”（talk and understanding）。考慮到明年美國中期選舉，您認為雙方可能達成怎樣的諒解？面臨哪些障礙？與以往的合作共識相比，這種諒解會有何不同或突破？

吳心伯：我講的諒解，主要是指中美須有一個總體的框架和意識。特朗普在前兩個階段的對華政策多為“就事論事”“議題導向”，聚焦芬太尼、TikTok以及經貿問題，缺乏總體框架。但是，妥善處理中美關係，不僅要解決具體問題，還需一個指導性的總體框架，即以將來的元首會晤為契機，雙方能否就兩國關係走向達成總體諒解，從而更有方向感地處理經貿、台灣、南海等問題，避免被單一議題拖住。但諒解達成後並非一成不變，會受多方因素影響，尤其是美國國內政治。2026年是中期選舉年，特朗普要考慮怎麼處理中國因素，共和黨如何利用“中國牌”，是加強合作還是加劇對抗以示強硬？這將影響雙方諒解的穩定性。

黃治金：此次北京香山論壇期間，有美方學者提出“重置”（reset）中美關係的建議。這種說法之前見於奧巴馬執政初期推動“重置”美俄關係，但未成功。為何當前出現“重置”中美關係的呼聲？若要重置，關鍵要素是什麼？成功的可能性如何？

2025年9月18日，吳心伯教授在第十二屆北京香山論壇期間接受中美聚焦編輯黃治金採訪。（圖源：中美聚焦）

吳心伯：我認為，重置兩國關係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新定義中美關係的性質。美國自特朗普1.0時期起，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並據此制定對華政策，以競爭為名進行打壓、遏制和威懾。這一觀念不變，中美關係難以改善。二是調整中美關係的議程。目前，受美方單方面定義影響，雙邊議程以負面議題為主，聚焦對抗、摩擦和衝突，而非合作、改善與穩定。

要實現重置，一是美國需改變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明確中美為“合作夥伴+競爭對手”的關係，而且合作夥伴是第一位的。我們反覆向美方強調，我們願意和美國做朋友，中美是夥伴甚至朋友，而非敵人。目前的定位和認知必須調整。二是要根據新的定位重塑議程，美國不應一味推動競爭，遏制或對抗中國，而應優先拓展合作領域，包括經貿、外交、安全、人文和科技，同時像以往那樣繼續“管控分歧”。如果中美能夠把合作領域放在雙邊議程的優先位置，而非競爭與對抗，兩國關係的重置才有實質性意義。

黃治金：合作議程中，具體可開展的議題有哪些？

吳心伯：中美可合作的領域太多，從過去幾十年中美關係的發展來看，雙方應在經貿領域做大“蛋糕”，避免貿易限制，不打關稅戰，不推動脫鉤或所謂的“去風險”，鼓勵相互投資，充分開展技術合作，包括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同時，在維護地區穩定和安全上協作，包括管控朝鮮半島局勢等熱點問題；在應對全球公共衛生挑戰方面開展合作，包括從新冠疫情吸取教訓，這非常重要；在氣變、人工智能（AI）和清潔能源科技領域中美也可以推動合作，包括地方省份與美國地方州的合作，尤其在AI等新興領域，中美作為領跑者有責任共同管控安全風險。

黃治金：您提到技術合作與競爭。特朗普近來的確在放寬AI軟件和硬件出口限制，並擴大與中國企業合作。但我們知道，這並非常態化舉措，兩國技術競爭是一個長期趨勢。那麼，您如何看待特朗普2.0在技術領域的對華競爭？

吳心伯：特朗普2.0政府在對華技術打壓上，可能與拜登政府有一些不同。一方面，拜登政府自認為能“競贏”，而特朗普政府開始漸漸意識到，打壓和阻遏中國技術進步不可能成功。尤其是我們推出DeepSeek大模型後，美國開始反思對華技術打壓政策是否有效。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認為，與中國在技術領域的競爭不僅關係到誰領先的問題，更關乎誰能充分佔領市場，包括中國國內市場和其他國家的市場。只有佔領市場，才能以自己的標準和產品為主導獲取豐厚利潤，並將利潤重新投入研發，以保持技術領先，這樣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因此，特朗普2.0在對華科技打壓上會有調整。但坦率說，目前調整很有限，特朗普政府內部意見尚未統一。

黃治金：據美媒Politico爆料，五角大樓新版《美國國防戰略》將聚焦西半球和本土，中俄挑戰降至第二層級應對。這不同於特朗普1.0時期國防戰略將“遏阻中國”置於首位。若這一消息屬實，對美國印太戰略及對華圍堵政策有何影響？

吳心伯：如果特朗普2.0的戰略重心放在西半球和美國本土，那就意味着它不僅要從歐洲收縮，從中東收縮，也要從印太地區作一定程度的收縮。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出了印太戰略，拜登時期繼續推進，都是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目標對手。俄烏衝突爆發前，拜登政府已在集中資源推進印太戰略。我認為，如果五角大樓真的這樣調整，美國的印太戰略可能會在形式上繼續存在，但不像過去那樣聚焦中國，也不像過去那樣集中資源（包括盟友）進行遏制或威懾。這種調整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也是有正面意義的。

黃治金：在印太地區，最受關注的莫過於台海局勢。鑒於當前安全風險，您認為特朗普2.0會不會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達成新共識，以穩定雙邊及地區局勢？比如，近年來美國不再提“支持兩岸和平解決分歧”之類的言辭，如果有新共識，會有什麼言辭上的突破嗎？

吳心伯：過去幾年，習主席一直在台灣問題上向拜登政府提出要求，包括美國應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停止武裝台灣等，這就是中國的立場。現在，我們對特朗普政府也是同樣的立場，就是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明確表示支持中國的和平統一。如我剛才所說，這就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要有的新諒解，其關鍵要看特朗普能不能做到，這取決於特朗普個人的政治決心。從行事風格看，特朗普一向特立獨行，如果下定決心，便可打破條條框框，做點大事。這和拜登不一樣，拜登任內下不了決心，做不了大事。現在就看特朗普能不能下這個決心。

黃治金：特朗普能否下此決心，是否也受身邊幕僚的影響？您如何看待特朗普2.0內部派系，如信奉MAGA主義的“克制派”（restrainers）和聚焦中國的“優先派”（prioritizers）？比如，在台灣問題上，傳統保守派魯比奧可能會勸阻特朗普。您如何評估特朗普政府內部的阻力？

吳心伯：特朗普第二任期團隊與第一任期最大的不同，是第一任期有很多所謂“深層勢力”在內部牽制特朗普，破壞特朗普的議程，比如博爾頓就曾阻撓美朝關係改善，讓特朗普難有所成。在第二任期，特朗普吸取了教訓，選人用人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聽話、政治忠誠度。魯比奧其實屬於“深層勢力”，不是反建制派，但他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須改變身段，做好特朗普交給他的工作，無論是對俄關係還是對華關係，必須按照特朗普的意願行事。故雖然內部有不同觀點，但只要特朗普意見下達，阻力不會太大。

從大的方面來講，特朗普2.0時期的對華政策主要由特朗普主導。當然，有些小的方面不排除手下這些人按照自己的政策偏好做一些小動作，比如特朗普1.0時期的中美人文交流障礙就是蓬佩奧推動的，特朗普不一定知道。包括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有人把美國國務院網站上關於“不支持台灣獨立”這句話刪除，特朗普肯定不知情，沒人告訴他，就是手下人做小動作。這個不可避免，但大局上肯定是特朗普做決斷。

2025年9月17日，吳心伯出席北京香山論壇“香山視界·高端對話”的“大國正確相處之道”對話活動。（圖源：中美聚焦）

黃治金：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團隊其他成員，如副總統萬斯、財長貝森特、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對華關係中的角色？他們屬溫和派、務實派，還是優先派？簡單說他們是鷹派似乎有些過時，您半年多來的觀察是什麼？

吳心伯：副總統萬斯屬於MAGA派，主張“美國優先”，注重集中資源處理好美國的事情。TikToK問題就是萬斯在特朗普政府內部主導，希望按照特朗普的意願找到解決方案。作為優先派，他也不主張美國集中資源對付中國，這不符合MAGA的理念。而魯比奧就是希望從中東和歐洲撤退，然後集中資源在印太對付中國。

貝森特現在主導對華經貿談判，與特朗普第一任期主導對華經貿談判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比較，就能看出差異。一是，萊特希澤就是要推動美國對華戰略脫鉤，但貝森特這種意願不強烈，他認為既做不到，對美國也不利。二是，萊特希澤對中國體制的成見頗深，就想通過談判來改變我們的經濟體制，所謂的“結構性改革”就是這個意思，而貝森特似乎無此強烈意願，而是認為美國的對華經貿關係存在問題，注重與中方商討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三是，萊特希澤看待中美經貿關係的眼光很狹隘，想方設法阻止中國在高端製造和科技領域取得進步，阻止中國超越美國，而貝森特眼界更開闊一些，除了要解決美國關心的貿易相關問題外，他也意識到中美在金融甚至在維護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方面，有合作的空間和可能。所以，這兩個人有很大的區別。

貿易代表格里爾也參加對華經貿談判，但他的地位是第二位的。特朗普1.0時期，美國財長努欽參加談判，但實際上被邊緣化了，現在則是由美國財長真正主導對華經貿談判。

黃治金：貝森特和我們談判四次，半年來接觸頻率已經超過好幾位前任。那麼，他算溫和派還是務實派？在對華技術管制問題上頻繁發聲的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與他有何區別？

吳心伯：我認為貝森特是對華務實派。盧特尼克很難講，他基本上就是“特朗普派”，最關心的是如何取悅特朗普。特朗普怎麼說，他就怎麼迎合。和這些人不同，特朗普的長期貿易顧問納瓦羅是極端鷹派，專註於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關稅戰，此次所謂的對等關稅就是他一手策劃，最後發現搞砸了，特朗普無奈才讓貝森特出來收拾局面。貝森特一開始並未參與策劃對等關稅戰，因為他根本不看好這一策略。不過，納瓦羅也沒有被邊緣化，而是暫時靠邊站，對外發聲少了，在對外談判階段很少走到前台。但是，特朗普並沒有丟掉納瓦羅這張牌，因為這張牌還有用，以備在對中國和其他國家強硬時使用。

黃治金：中美正溝通在韓國APEC峰會期間舉行領導人會晤，您認為雙方可以達成何種成果？

吳心伯：我希望在經貿領域，關稅問題可以告一段落，實現“階段性解決”。美國已經折騰大半年關稅問題，肯定不能再延長90天。此次須明確關稅降到什麼程度，如20%的芬太尼關稅是否取消？現在總的關稅，疊加特朗普1.0時期的關稅，高達50%。如果美國要和我們達成協議，就要把關稅降一降。我們認為這些單邊關稅沒有合理性和合法性，都應該取消。當然，美國也不會輕易丟掉關稅牌，它會和我們討價還價，但總歸是要降的，包括20%的芬太尼關稅。

除了關稅以外，中方關心的對華技術打壓、針對中國2000多家企業的實體清單也須得以解決。這是中方的關切，美國須解決。我們不能美方關切TikTok，我們就解決TikTok，而我們關心的問題美國不解決。所以，在美國的技術制裁領域，包括對中國對美投資的限制，要取得進展。在此基礎上，對於美方可能會提出的中國增加從美國的採購，比如大豆等農產品和波音飛機，以及中國服務業對美開放等，這些領域都存在可談判、可達成共識的空間。

兩國領導人見面，除了談經貿以外，還要談外交、安全、人文交流和執法合作等，包括中美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要不要圍繞這些領域建立一些對話磋商機制。有些機制過去曾存在，現在是要恢復還是重建？所以，我認為，雙方要討論的問題很多，那麼達成共識和諒解的潛在領域也很多，包括我剛才提到的台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