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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愚蠢」:特朗普、貿易與新美國單邊主義

2025-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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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保羅·桑西亞 / 美聯社)

重返白宮以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一直致力於讓美國走出重重困境。他敦促歐洲盟友和烏克蘭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與俄羅斯的長期衝突。最終,各方在土耳其舉行了歷史性談判。同樣重要的是,面對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他向以色列施壓,迫使其達成在加沙地帶長期停火的協議。此外,他還探索與伊朗達成新核協議的可能。

這些顛覆性的地緣政治舉措預計不會立即見效,而且很可能因為沒有更多結構層面的措施而失敗,但特朗普為結束或防止災難性衝突而為外交注入新活力是正確的。然而,特朗普第二屆政府“以實力求和平”的外交政策與公然咄咄逼人的貿易政策同時出現,這激怒了盟友,激怒了競爭對手,並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平心而論,這種瘋狂並非沒有道理。我們不要忘記,美國迫切需要解決其不斷下降的製造能力問題,而這將對地緣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包括軍事力量領域。美國僅佔全球出口的9% ,在全球製造業中所佔份額僅為中國的一半,因此無力單方面決定全球貿易的規則。

此外,中國實力雄厚,決心堅定,絕不會在關稅面前退縮。美國國內的抵觸聲音也在不斷增大,美國聯邦法院最近對白宮單方面徵收全面關稅的特權提出質疑。至關重要的是,特朗普第二屆政府正在疏遠關鍵盟友——對於任何旨在改革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協作與多邊努力而言,這些盟友都是至關重要的。最終,特朗普第二屆政府還可能忽視更優解決方案,尤其是面向21世紀的產業政策,更糟糕的是,這甚至可能引發全球經濟衰退。

新民粹主義

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標準,新聞報道往往顯得過於脫離歷史。特朗普第二屆政府的顛覆性政策引發了大眾和主流媒體的普遍憤怒,然而仔細審視就會發現,過去只是序幕。我們不要忘記,二戰後充斥着無數美國外交政策冒險主義的例子,最終導致許多後殖民政權被推翻,包括伊朗民選的民族主義政府。

冷戰後,美國崛起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單邊主義曾盛行一時。從比爾·克林頓對中東和非洲的軍事干預,到喬治·W·布殊全面佔領伊拉克,美國屢屢無視國際法和多邊準則。看似反戰的奧巴馬政府,在通過外交手段與古巴等傳統敵對國家打交道的同時,也常常違反國際人道主義原則,依賴大規模無人機行動打擊恐怖嫌疑人。簡言之,美國的總統極盡所能地濫用“戰爭權力”,隨意執行外交政策。

然而,特朗普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赤裸裸的民粹主義傾向。如果不了解21世紀前十幾年反精英情緒的高漲,就無法理解這位前房地產大亨為何能實現政治上的迅速崛起。由於對政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上的失職感到不滿,加之經濟大衰退後銀行家沒有受到懲罰,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開始接受民粹主義政治,這提升了伯尼·桑德斯和唐納德·特朗普等形形色色“反體制”人士的政治運勢。

美國政治的民粹主義轉向絕非非理性現象,其根源也包括物質財富的急劇衰退。近幾十年來,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備受收入停滯和職業不穩定的困擾,而美國工業基礎在持續不斷的外包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急劇萎縮。這也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因為美國依賴從海外進口的高科技產品。如果本國製造業無法復興,國防工業也可能面臨衰退。

背後的數字令人震驚。過去50年里,製造業對美國GDP的貢獻率從最高的 27%下降到如今僅略高於10%。公平地說,美國名義上仍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約佔全球 GDP 的1/4,但美國的全球出口份額僅為個位數(9%),凸顯出該國異常依賴進口的特性。美國曾是世界工業中心,現在基本上成為以消費為基礎的經濟體。即使按照西方標準,美國消費佔經濟的比重(68%)也高得離譜,遠遠超過德國(52%),比中國(39%)高50%以上。

經濟學家的共識是,單靠關稅對美國製造業迴流和重振的作用有限。畢竟,美國缺乏競爭力是由更根本的因素造成的,包括相對昂貴的勞動力和落後的基礎設施。正因如此,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制定者們才有更大膽的想法。

可以說,美國貿易鷹派中最具影響力、最成熟的思想家是前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他曾在里根政府和特朗普第一屆政府任職。萊特希澤哀嘆美國將約20萬億美元的財富(以總債務和股權計算)外包給 “掠奪性的”競爭對手,主張對全球化進行徹底反思。

他的核心觀點是,諸如“政府補貼”和“市場准入限制”等“不平衡的產業政策”、“低於市場利率的製造商貸款”以及寬鬆的勞動和環境法律,導致亞洲和歐洲“長期過剩”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扭曲了由全球市場驅動的資源配置”。他認為,既然自由貿易“並不存在”,就有必要徹底重組全球貿易,以平衡其規模。

因此,特朗普的這位貿易顧問主張建立一個多層次的國際貿易體系,美國的盟友和志同道合國家將因此享受優惠待遇,而競爭對手和敵對國家面臨更高的關稅和各種形式的技術轉讓限制。萊特希澤認為,由於“巨額貿易順差是真正的罪魁禍首”,因此需要採取嚴格措施,通過激勵和懲罰相結合的方式,不斷平衡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

然而由此產生了三大迫在眉睫的問題。首先,歷史上充斥着多邊主義失敗的例子,因此在 20 世紀最後幾十年里,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漸崩潰。這導致了第二個問題,即近年來美國的全球地位下降。這既歸因於美國的失誤,也歸因於後殖民世界的經濟奇蹟,它使人們對華盛頓能否有效引導新的全球貿易體制產生懷疑。目前為止,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努力說服全球主要經濟體,無論是在亞洲、歐洲還是北美,接受其貿易條款。這裡出現了最大的挑戰,即特朗普第二屆政府未能建立起由志同道合國家組成的聯盟,甚至沒有認識到這種聯盟的必要性,尤其考慮到中國作為製造業和技術強國正不可阻擋地崛起。

美國的極端要求疏遠了盟友關係,削弱了獲得歐洲和亞洲盟友支持從而建立新全球貿易機制的能力。實際上,特朗普第二屆政府甚至可能將包括歐洲在內的主要經濟體推向中國懷抱,至少促使其他主要經濟體建立起將美國排除在外的平行貿易機制。因此,儘管特朗普的初衷是好的,但最終可能讓美國陷入孤立,無法重振其日漸衰落的製造業基礎進而重振國家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