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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韓關係將走向何方?

2025-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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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2025年4月3日,日本外務大臣岩屋毅(Iwaya Takeshi))、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和韓國外長趙兌烈(Cho Tae-yul)在布魯塞爾舉行會晤。(照片:共同通信社)

歷史上日韓關係起起伏伏。近年來兩國關係顯著回暖,讓美國和其他國家從中受益。但如今我們正處在懸崖邊緣,日韓美三國是繼續改善關係、進一步加強聯繫,還是重蹈覆轍、糾結於以往的問題?未來幾個月答案將變得更加明朗。

過去幾年,三國政府努力克服數十年來導致關係停滯不前的障礙,取得了顯著進展。三國合作最初的重點是應對朝鮮的安全挑釁,近年來則大幅拓展了合作的地域和功能範圍。

這種改善趨勢的背後動力包括莫斯科入侵烏克蘭(這突然加劇了三國政府對亞洲軍事侵略風險的擔憂),俄羅斯、中國和朝鮮組成的威權軸心不斷鞏固(這增強了民主國家領導人之間的團結),以及拜登總統、岸田文雄首相和韓國總統尹錫悅對建立全面三國夥伴關係的堅定承諾。

三國政府的主要目標是通過制度化合作,使三國夥伴關係更加穩固持久。2023年8月的戴維營峰會強調了這一點,峰會上三國承諾每年舉行多領域三方演習,交換朝鮮導彈發射的實時數據,並加強彈道導彈防禦合作。時任韓國國防部長申元植是15年來首位訪問日本的韓國防長,他表示,這些舉措旨在使三國的防務合作“不可逆轉”。除防務問題外,三國政府還承諾就其他共同關切進行磋商,並在國際發展、全球治理、制裁和高科技出口管制以及台灣相關問題上開展合作。

4月23日,峨山政策研究所主辦了一場線上線下會議,同樣重點強調了三國合作。發言者指出,聯合國等全球性的規範、規則和機構不斷弱化,使得以韓日美夥伴關係為代表的小型多邊合作顯得尤為重要。韓日美夥伴關係、四方安全對話、澳英美國防工業協定(AUKUS)以及其他區域合作項目有助於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彌補亞洲缺乏歐盟或北約等類似機構的不足。即便如此,發言者也承認,首爾、東京和華盛頓同時發生的領導人更替是對三國夥伴關係制度化進程的根本考驗。

迄今為止,特朗普第二屆政府延續其第一任期的做法,繼續推動在東北亞地區的三國防務合作。例如,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與日本和韓國外長舉行了會晤。4月,美國國防部、日本防衛省和韓國國防部承諾繼續開展三國安全合作,並在首爾舉行了國防三方會談工作組會議和桌面演習。媒體報道顯示,特朗普政府將優先為印太戰區提供資源。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三國安全合作是否會由三國最高領導人參與,還是回歸為國防和外交機構主導的部級合作。

原則上,內閣級別的接觸足以維持重要安全項目的合作,但三國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貿易和責任分擔爭端破壞軍事合作,目前仍不得而知。拜登政府試圖通過美國全球供應鏈的“友岸外包”及其他措施讓經濟和安全合作相輔相成,特朗普政府則試圖讓安全合作與激烈的經濟競爭相結合,並尤其關注關稅和貿易不平衡。如果貿易下滑導致經濟增長放緩,三國政府將沒有足夠的收入支撐國防預算。然而,儘管美國現在的全球重心有變化,意味着實現先前在某些問題上的合作計劃(如發展援助、氣候變化或全球衛生項目)變得更加困難,但各方可以通過加強在國防工業、能源安全和聯合造船等其他領域的合作從中獲益。

三國夥伴關係面臨的另一個挑戰,是日本尤其是韓國正在進行的政治領導人更迭。近年來,韓國民主黨領導人一直質疑尹錫悅與日本和解的行動,使之成為批評執政的國民力量黨的慣用話題。如果民主黨候選人贏得6月3日的大選,新總統可能會像以往的進步政府一樣優先加強與北京、莫斯科或平壤的關係,而不是與東京的關係。即使韓國選出另一位保守派人士,也無法確保新總統是否會像尹錫悅一樣堅定不移地致力於改善對日關係。

日本、韓國和美國的新領導人是否仍將國際安全視為全球要務是另一個未知數。拜登、岸田和尹錫悅都認為,歐洲安全形勢的惡化將對印太地區產生負面影響,但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希望北約盟友能夠履行自己對歐洲的安全承諾,而不是關注亞太安全問題,當然支持制裁和出口管制是例外。這種安全層面的轉向可能導致歐洲海軍減少在中國周邊維護航行自由的巡邏,或削弱所謂“北約-IP4結構”。IP4是指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和韓國四個印太夥伴國。

中國近年的政策嚴重疏遠了日本和韓國公眾。無論兩國政府對美國的具體政策有何擔憂,它們都不太可能和中國聯手對抗美國。比如上月,首爾和東京就回絕了北京提出的共同應對特朗普“對等關稅”的要求。

即便如此,三國夥伴關係本質上仍然是三國國家安全精英自上而下的計劃,民眾支持並不穩定。日韓美三國的新一屆政治領導人知道,他們可以淡化這種夥伴關係的重要性,而不會在國內造成重大政治成本。但目前東京和首爾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領導層的交接上,同時等待華盛頓進一步清晰闡釋對它們自己以及對北京、莫斯科和平壤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