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拜登政府對華執行的大國競爭戰略，對美國台海政策產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響。適逢美國大選年，不論誰最終贏得選舉，下屆美國政府都將延續這一戰略，這也意味着其對台海政策的影響將繼續。但由於下屆政府在戰略實施範圍和程度上肯定與拜登政府不同，這種影響也可能發生變化。

戰略主要內容

美國對華大國競爭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三個方面：首先，確保美國的地緣政治和軍事影響力不被超越，其重點是西太平洋地區。雖然美國國力相對下降是明顯趨勢，可用資源與政策目標的不匹配日益明顯，但美政府仍把保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作為戰略目標。

其次，確保美國在關鍵科學技術領域的絕對優勢。鑒於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計算、新能源技術等具有“軍民兩用”特點，美國政府推動“小院高牆”政策，不斷向盟友施壓，欲通過切斷美國及盟友與中國的技術、資金、人員往來，確保美國在上述領域不被中國超越，美國軍事霸權不會受到中國的挑戰。

第三，國際秩序和治理模式必須是“自由主義”的，而非“威權”“專制”的。雖然中國政府不主動輸出意識形態，但在美國政府看來，中國政府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都是對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的極大挑戰。美國不能容許一個“異質”大國在內部挑戰現有秩序，或在外部另建一套秩序。

戰略主要特點

一是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兩黨和府會共識。雖然民主、共和兩黨在對華戰略的目標、手段、成本與收益等問題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兩黨共識，也是府會共識。美國戰略學術界即使有極少數人批評美國政府對中國的認識不夠全面準確，也不會挑戰將中國定位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二是在全球化時代推行冷戰政策。雖然美國政府高官不斷強調，其對華戰略並非推動“新冷戰”，因為時代變了，條件也變了，但從實際政策看，其對華大國競爭戰略的本質是在全球化時代推動冷戰政策。這主要表現在：推動地緣政治、軍事上的零和博弈；推動“脫鉤斷鏈”，致使全球化不僅朝區域化、碎片化，甚至是朝陣營化方向發展；以“貼標籤”做法推動意識形態對抗，無視不同制度的實際治理效果，破壞讓全球治理有效進行的既有框架。

三是力求避免大國直接衝突和戰爭。美國政府對華大國競爭戰略的本質是通過推行冷戰政策遏制中國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因此，力求避免和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與戰爭是該戰略的特點之一。這是拜登政府反覆強調“護欄”重要性，強調兩國政府各層級對話溝通防止誤判重要性的最主要原因。

對台海政策的影響

美國對華大國競爭戰略對其台海政策產生了重要而微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首先，其台海政策目標開始暗含阻止中方以任何形式實現兩岸統一。為確保美國地緣政治和軍事影響力不被超越，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其助理防長拉特納就在國會聽證會上強調台灣是“第一島鏈”的關鍵節點，強調台灣對維護美國地區軍事霸權的重要意義。當時即有美國學者敏銳地指出，拉特納的說法非常危險，因為其暗含着的意思是美國為確保軍事霸權，將阻止兩岸統一。拜登政府後來在這一問題上的表態非常謹慎，但從實際政策發展方向看，阻止兩岸以任何方式統一已是美國台海政策暗含的目標。

其次，其台海政策的重心從強調“兩岸維持現狀”轉為強化軍事威懾，遏制中方以軍事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衝動”。由於美國深切感受到在西太地區中方的不對稱軍事優勢正在不斷擴大，基於“能力決定意圖”的分析框架，基於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絕對軍事霸權的戰略需求，美國台海政策的重心從強調“兩岸維持現狀”轉為通過強化美國地區盟伴體系的軍事安全合作，強化美台軍事安全合作，來加強對中方的軍事遏制。也就是說，不論今年1月13日台灣地區選舉結果如何，不論今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如何，美國政府都將積極推動美台軍事安全合作。今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2024年印太安全補充撥款法案》，拜登總統隨即簽署。法案包括向台灣和其他美國主要盟友提供“對外軍事融資”的20億美元，以及用於補充五角大樓向台灣提供軍事服務、軍事教育及訓練，以及向地區合作夥伴提供國防物品和服務的19億美元。這筆對台援助金額巨大，為歷史首次。

第三，推動對聯大2758號決議的重新解讀，阻止“一中原則”在聯合國體系內戰勝“一中政策”。拜登政府自上台以來就開始推動對聯大2758號決議的重新解讀，聲稱該決議沒有解決台灣在聯合國內的代表權問題。之所以如此，主要源於特朗普政府時期，若干與台灣“斷交”的國家在與大陸的建交公報中表示堅持“一中原則”。這令美國政府認為，若“一中原則”成為聯合國體系內的主導原則，美國等一些國家堅持的“一中政策”的合法性將被嚴重削弱。這也與美國對華大國競爭戰略的方向一致，即確保“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在美國的完全領導下，確保“規則”由美國及其盟伴體系主導。

第四，將台灣納入美國主導的地區盟伴體系，在供應鏈安全、治理模式競爭等議題上通過凸顯台灣成績來矮化大陸。由於在芯片領域的研發和製造能力全球領先，台灣在美中科技競爭、美國供應鏈安全等方面成為美國對華競爭戰略中的重要“棋子”。除此之外，受美國對華意識形態競爭的影響，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民主選舉”“應對疫情模式”等被塑造為優於中國的“威權”“專制”治理模式。與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對台灣的忽視不同，拜登政府對台灣在亞太地區的定位非常明確且，即要讓台灣“被看見”。

影響今後台海政策的因素

下屆美國政府實行對華大國競爭戰略不會變，但實施範圍和程度會和拜登政府不同，這主要受以下因素影響：

首先，下屆政府對強化軍事威懾負面影響的評估。美國大國競爭戰略的核心內容之一是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目前美國在台海不斷強化對華軍事威懾，其負面影響已日益突出。對美國而言，最大的危險是美中軍事威懾戰略都“走過了頭”，雙方深陷“安全困境”，並很可能被台灣執政者利用，在突發事件後產生誤判，從而導致可能的衝突。下屆政府上任後，將有幾個月時間對現有台海政策進行評估，結果值得關注。

其次，烏克蘭危機“巴以化”對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安全架構的影響。目前俄烏都無力對戰場形勢施加決定性影響力，雙方都釋放了願意接觸、對話甚至談判的信號。但由於俄烏（及背後的美歐）對如何結束戰爭分歧巨大，俄羅斯和美歐對未來歐洲安全架構的看法分歧巨大，烏克蘭危機很可能逐漸“巴以化”。這對美俄關係、美歐關係都將產生重要影響，連帶也會對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安全架構產生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