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國總統大選已拉開帷幕，兩黨都在為選戰作各種準備。一般而言，美國各界在大選年的關注重點會更加聚焦國內，對外交議題的關注相對沒那麼高。不過，伴隨近年來對華戰略競爭在美國政策議程中位置的提升，中國議題在美國大選中的熱度有所上漲。2020年大選期間，美國兩党參選者紛紛就涉華問題強硬發聲，中美關係一度成為熱點之一。同樣，2024年美國對華政策也難以擺脫日漸濃厚的選舉氛圍影響，一些微妙動向值得關注。

就拜登政府而言，它繼續保持着對華戰略競爭的基調，但近期有意突出“有管理的競爭”。2020年大選期間，還未上台執政的拜登就同共和黨在對華政策上有過激烈交鋒，雙方競相對華示強，攻擊對方“軟弱”。執政以來，拜登政府延續前屆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基本定位，但調整了部分政策設計，使之更符合民主黨的總體議程和外交傳統，包括動員盟伴加大對華體系性施壓，在高科技領域對華實施更系統的“小院高牆”限制政策等。不過，在大選年的特定背景下，拜登政府在推進競爭性對華政策的同時也強調“管控”競爭。2024年1月，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演說，他回顧拜登政府三年來的對華競爭“成效”後，話鋒一轉，聲稱這些舉措並非政府對華政策的全部，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是“增進中美關係穩定”。沙利文表示，“一項可持續的對華政策需要同時考慮多種事實，並通過不斷調整來實現平衡”。

不難看出，面對激烈的大選競逐，在對華關係這個重要議題上，拜登團隊希望給出有別於共和黨“超強硬”路線的另一種方案，以期獲取更多差異化優勢。在拜登方面看來，缺乏管控和“護欄”的競爭將大大增加中美爆發烈性衝突的風險，這也是美國民意擔憂所在。經過2020年大選和三年多執政的拜登方面已經意識到，與其與共和黨“拼強硬”，不如運用自身擅長的外交活動，展現對中美複雜博弈的“精細化”處理能力，打造“善於管理”中美關係的形象。今年3月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拜登列舉了一連串他的對華“競爭”與“管控競爭”手段，並表示，“坦率地說，我的前任口頭上對華強硬，但從未想過要那樣去做”。

共和黨方面既不認同也不接受拜登強調的對華“有管理的競爭”。近期，曾任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的馬特·波廷格和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首任主席邁克·加拉格爾在《外交事務》雜誌聯名發表文章——《勝利無可替代：美國必須贏得而不是管理對華競爭》。作為右翼戰略人士的代表，他們明確表達對拜登“管控”對華競爭的反對，認為“管理競爭”只是方法而非結果，不能帶來雙邊關係穩定。文章強烈質疑拜登政府2023年中以來的對華外交“成果”，認為它們非但沒有為美國帶來實際收益，還讓美國在中美關係中成為“乞求者”。對此文章提出，為“贏得”對華競爭，美國需要借鑒里根時期對蘇聯的攻勢戰略。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知名自由派政論人士法里德·扎卡里亞很快在《華盛頓郵報》發文，對波廷格和加拉格爾的激進主張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二人的觀點“魯莽、危險且完全不切實際”，會帶來破壞世界經濟、令美國更加孤立等風險。數日後，波廷格和加拉格爾又在《華盛頓郵報》回應，認為扎卡里亞的很多顧慮站不住腳，對戰勝中國“高估了其難度，低估了其好處”。

可以看出，隨着政治極化對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影響越來越突出，兩黨的對華政策取向出現了較明顯分歧，拜登在不放鬆重點領域對華施壓的同時突出“管控”一面，共和黨則將這種管控解讀為無效甚至不利，主張用強勢“贏得”競爭。“管控競爭”作為美國對華政策關鍵詞的態勢能否持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拜登是否連任。更重要的是，如果所謂“管控競爭”的舉措更多是出於內政動機，而非真誠的戰略意願，那就很難期待這種政策能夠真正增進中美戰略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