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多位高官來訪，中美雙方高層互動頻繁，美國對華釋放了一些新的信號，也提出一些新概念。如何看待這種態勢，如何準確評估美方意圖和行為特徵？本文以此輪中美互動為背景，試着對美國對華戰略的深層特徵做出分析，並論及美國對華戰略的未來趨勢和內在困境，以及我們應該怎麼做。

一、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兩手”

總體上看，現階段拜登政府對華戰略呈現出鮮明的兩面性特徵，如果與過去幾十年美國對華戰略的傳統兩面手法相比，我們可以稱之為“新兩手”。“老兩手”指的是“接觸+防範”，而“新兩手”則是“競爭+管控競爭”。

關於“老兩手”。中美建交以來的幾十年間，美國對華戰略的典型特徵就是“接觸+防範”兩手並用，即一方面積極拉攏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拓展同中國合作，另一方面悄然推進對中國的滲透和遏制。其中，“接觸”的一手是主要的，但“防範”的一手也不能說不重要。正是因為這兩手的並用，使得中美關係始終表現出高度複雜性。這種複雜性體現在，過去幾十年來，看似中美兩國對話與合作領域越來越多，但雙方誰都沒有交底，重大領域的合作遠未深入到不可逆的程度，更沒有建立在充分戰略互信的基礎之上。這是過去幾十年來中美關係的一個雙方均未明言、卻心知肚明的重要特徵。

關於“新兩手”。在百年變局大幕開啟並加速演進背景下，大國博弈成為國際政治主旋律，中美關係也進入新的軌道。從特朗普政府開始，延展至拜登任內，美國對華新戰略日臻成型並呈現出新的兩面性，可以概括為“競爭+管控競爭”的“新兩手”並用。特別最近一段時間，新兩手的特點是相當明顯的。

其中，“競爭”的一手是美國對華新戰略的主體部分。這包括經濟層面的脫鉤斷鏈，政治層面的拉幫結派，安全層面的威懾圍堵，輿論層面的抹黑貶低，以及規則層面的約束鎖定等。我們看到，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政府，在這方面都是毫不手軟、不斷升級加碼的。未來，美國對華“競爭”的一手或許並不止於這些，更多更肅殺的手段恐怕還未祭出。

同時，“管控競爭”的一手也很明顯。要對美國對華戰略有一個完整的評估，“管控競爭”這一手不能忽視。如果說“競爭”的本質是對華遏壓，那麼“管控競爭”則是對這種遏壓的對沖。特朗普政府不知輕重深淺，要在對華博弈中取得“速勝”，結果可想而知；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進行修正的重要方面，就是放棄“速勝”企圖，展開長期競爭。最近沙利文、布林肯、坎貝爾等人的發言中都明確透露出這一點，即與中國競爭乃是一個長達幾十年的過程，因此必須對這一過程進行管理。拜登政府自上台以來就反覆提到的“護欄”“底板”“參數”等相關概念，最近常有耳聞的“去風險”而不是“脫鉤”等自我辯白，以及拜登政府一再作出的“四不一無意”等口頭承諾，都可歸入“管控競爭”一手。“競爭”是戰略性的，“管控競爭”則主要是策略性的，是為發動“競爭”服務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搞清楚。

為什麼搞“新兩手”？客觀原因是中美長期以來形成的高度複雜結構。深度相互依賴、高端戰略競爭與確保相互摧毀，是幾十年來中美關係的客觀現實。無論現階段中美博弈激烈程度如何，中美作為全球最具系統重要性的兩個超大規模國家，彼此之間已經形成深度利益糾葛，這是美國戰略決策者在制定對華戰略時不得不納入考慮的。

主觀原因是“新兩手”作為大國博弈中的一種通常策略，可能有幾個想要達到的目標：一是通過釋放“混合信號”提供多元論據，增大對手的研判難度，這種手法在美蘇冷戰期間是很常見的。二是通過展現“自我剋制”安撫對手情緒，防止對手的過激反應，這在過去幾百年大國博弈史中也不罕見。三是通過預留“對話窗口”拓展影響力渠道，爭取對手的有限合作。如果我們將中美這一輪互動放在美國國內金融風險上升、俄烏衝突久拖不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壓力驟升等背景下，我們就能對這新兩手特別是“管控競爭”的背後動機，有更清晰的認知。

“新兩手”效果怎樣？先看看美國國內對拜登政府在過去兩年半時間裡推進對華戰略的總體評價。從智庫分析、媒體報道等公開信息看，應該說，除了共和黨極端派百般挑刺兒外，美國戰略界似乎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比較“成功”；不僅認為對華比較“成功”，甚至認為其對俄戰略也比較“成功”，理由是認為拜登對俄同樣採用了“延續戰爭+管控戰爭”的兩面手法，通過“精巧”調控援助烏克蘭的武器規模，既持續消耗俄羅斯，又避免了戰爭失控和俄羅斯對西方的激烈報復。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無論是中美博弈還是美俄博弈，都是長時段、全方位、多回合、互動性的過程。美國的戰略，即便是一時成功，並不意味着長期成功；即便是策略成功，並不意味着戰略成功；即便是局部成功，並不意味着總體成功。現階段中美戰略博弈才剛剛開始，來日方長，影響因素眾多，中美博弈也是個雙向過程，美國決策者和戰略界決不能低估中國應對美國兩手策略的能力。特別是，判斷美國對華戰略是不是“成功”，美國能不能最終“競贏”中國，歸根到底要取決於一些更深層、更根本性的因素，而不是僅僅看中美雙邊層面的互動。這就觸及到另一個問題，即美國對華戰略的內在困境，或說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兩難”。

二、美國對華戰略的“新兩難”

“新兩難”，也是相對於“老兩難”說的。“老兩難”體現在，雖然美國認識到，終究有一天中國將成為頭號對手，但卻覺得不着急（上世紀90年代），或者有點顧不上（本世紀前20年），像應對恐怖主義和“俄羅斯威脅”這樣的“緊迫事項”，總是壓過應對中國這樣的“重要事項”。現在，美國開始實行對華新戰略，而這一新戰略卻存在重大的邏輯悖論和實踐困境。具體概括為如下四方面的兩難。

一是延續與轉型的兩難。這是從拜登政府對華戰略“三分法”角度說的。“三分法”的基本內容是投資、聯盟、競爭，“投資”說的是美國必須首先投資自己，投資國內，加大招商引資和產業迴流，加快國內經濟轉型，強化國內經濟治理。從奧巴馬政府時期強調“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開始，美國決策者和戰略界就日益認識到，搞不好美國國內自己的事情，即便把中國壓垮了，美國也無法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因此必須首先搞好國內。

過去幾年來，美國相繼制定並通過了《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縮減法案》等一系列明顯帶有產業政策性質的經濟刺激措施，試圖用公共投資撬動更多私人資本，以推動國內產業升級轉型，推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提高美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從美國自身治國理政的角度來講，這個想法自然是“好”的。但是，想得好不一定做得到。要研判美國作為霸權國的國內經濟轉型能否成功，必須將其放進歷史長河，長線地看。英國作為曾經的霸權國，在它那個時代的世界變局中轉型失敗，這一案例可以為我們今天觀察美國經濟提供很好的參照。

當年美國、德國等後發大國全面推進產業升級、確立以廣泛使用內燃機和電力為基礎的新型經濟業態，而英國自身經濟競爭力下降、國力悄然衰落。此時的英國也面臨著一個兩難選擇：到底是延續自己以煤炭和蒸汽機為主要能源動力的生產模式，還是果斷擁抱電力和內燃機，全面更新國內工業基礎設施，從而提振本國競爭力？面對這種兩難，當時的英國並非毫無作為，但國內既有的基礎設施投資沉澱實在太多，既得利益的阻撓和強大的路徑依賴，使英國只是部分擁抱了當時的新技術和新業態，結果最終在經濟競爭中落伍。

如今的美國也必然面臨同樣的問題：民主黨要推進清潔能源，以此確立新經濟業態，共和黨則宣稱反石油政策是自掘墳墓。現在是民主黨政府當政，清潔能源這方面推得還行，將來若是共和黨當政，恐怕來回折騰是免不了的。就此而言，2024年大選就非常值得關注，因為它意味着美國的這一輪產業政策到底能不能深入下去。

二是結團和團結的兩難。結團就是拉幫結派，就是美國經營的盟友體系。美國有沒有一個盟友體系？肯定是有的。這個盟友體系已存在很長時間，核心是跨大西洋聯盟，重心在歐洲，體現為北約，目標是防範曾經的蘇聯和如今的俄羅斯。如果問美國有沒有一個針對中國的盟友體系，回答則可能需要更精細些。美國傳統的盟友體系有一定遏華功能，但要應對中國這個比蘇聯還強大並居於亞洲的對手，顯然還不夠，美國還必須重塑其同盟體系，把北約的重心往亞太方向推，同時在亞太拉攏更多國家加入遏華陣營。這談何容易？

如今,各國都重視戰略自主，都希望自立自強，願意選邊站隊的國家很少。美國要強行拉一個排外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並非基於擴大化的利益——因為美國基本上拿不出什麼好處給盟友，反而還需要盟友出人出錢——而是基於莫須有的威脅，這個所謂“威脅”竟然是為全球經濟繁榮作出最重要貢獻的國家。這種情況下，美國要拉攏盟友和它一起干，不知盟友內心得有多糾結。

特別是，結團的終歸是少數。那些被排除在盟友圈子之外的國家，必然對美十分不滿。我們看到，在烏克蘭危機中，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都不願意站在西方陣營一邊制裁俄羅斯，讓美國很是鬱悶，就是一個鮮明例證。搞小圈子，搞偽多邊主義，一定是要得罪絕大多數人的；而且這樣的小圈子，也最終會因為內部利益不和而擰不成繩。

三是進取和收縮的兩難。美國過去二三十年在全球擴張的路上走得太遠，自己國內受不了，民意不支持，財政不支持。“美國優先”思潮大行其道，才有了現在的戰略調整，即退出反恐戰爭，減少中東投入，重點聚焦印太，重點加強國內。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這其實是霸權國戰略收縮的跡象，是霸權國發現自身戰略透支後，不得不做的重心調整、成本控制和利益邊界重設，重點是控制海外行動的成本。

但美國還要搞大國博弈，還要同它認定的“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圖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展開全政府、全領域、全時段、全球性的戰略競爭。這要求美國必須在全球各個地區加大投入，“不留死角”地同中國在包括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各個領域展開競爭。這就要求美國必須加大海外支出，在全球戰略上呈現進取態勢。

這又構成了重大悖論。既要在全球範圍內維持進取態勢，又要強化國內經濟投資轉型，那就不得不敗壞自身的財政紀律。而財政紀律的敗壞又一定會危及金融霸權這一美國霸權的命根子。對美國決策者和戰略界而言，這必然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抉擇，而且這種困難可能還會因為一場金融危機的爆發而進一步升級。

四是掛鉤與脫鉤的兩難。美國的經濟活動同中國掛鉤的好處是顯然的。眾所周知，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出現了嚴重的滯脹。後來滯脹為什麼消失了？一方面是因為里根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過度積累的資本引入金融市場的大池子；另一方面，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主動加入國際經濟體系，90年代初一大批前蘇聯國家被動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從而顯着地擴大了世界市場規模。這是上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推出“參與和拓展戰略”、推出“國家貿易戰略”、並成功實現國內收支平衡的重要背景。就此而言，這是美國同後發大國和外圍國家拓展經濟合作的好處。

當然，對美國而言，“壞處”也是有的。道之用，在損有餘而補不足。歷史規律是，每一輪全球化都會引發一輪多極化進程，後發國家在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過程中會不斷發展壯大。就像歷史上的其他霸權國一樣，美國看到後發大國崛起了，就不淡定了，就動起了脫鉤的念頭，不想讓後發大國繼續“佔便宜”。可是，脫鉤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既可能適得其反地刺激後發大國加速謀求自立自強，也可能失去後發大國的超大規模市場，進一步加劇霸權國的經濟困境。這就是掛鉤與脫鉤的兩難。

三、中國該怎麼辦？

以上困難是美國對華戰略當中深層的邏輯悖論，是研判美國對華戰略能否成功的重要依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方面。歷史規律告訴我們，大國博弈中的陽謀和明牌從來都只是整體戰略中非常有限的部分。關於中國未來該怎麼辦，以下是幾點初步的體會。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大國博弈，必須首先做大做強自己。我們要對自己有很好的“投資”，包括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大理念之下如何構建更好的經濟形態、更好的政治形態、更好的社會形態、更好的文明形態等等。這些是很重要、根本性的工作，當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工作。需要好的頂層設計，需要重點攻堅，而且需要久久為攻。

第二，做好該做的事。重點是在對國際時勢的準確判斷中，擔當好中國作為最重要後發大國應該承擔的時代使命，同時界定好中國國際責任的邊界和國際行為的特徵，從而實現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與大多數國家利益的協同，實現民族復興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目標的協同。

第三，做好硬碰硬的準備。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註定升級，這是歷史反覆證明了的。就此而言，我們必須在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自信的同時，保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接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這些我們時常論及的提法，大有深意。

第四，做好戰略預置的工作。中國大戰略的主要方面，是基於自身能力的發展，將世界往好的方向引領。在接下來的很長時間裡，隨着美國國內矛盾日益累積和國際地位日益不穩，美國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困境、悖論、短板暴露出來，並引發全球範圍的危機動蕩與變革。我們必須為這種局面的到來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和工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