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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裴敏欣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

中美兩國必須保持民間聯繫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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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人會質疑,即將上任的喬·拜登政府面臨的最棘手外交政策決定就是如何穩定與中國的關係,以便兩國可以爭奪地緣政治影響力,同時又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與即將離任的認為同中國毫無合作空間的特朗普政府不同,當選總統拜登和他的高級國家安全顧問們似乎打算制定一個更為均衡的路線,在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等問題上尋求與北京進行合作,同時在貿易、人權和國家安全問題上保持實質強硬的立場。

一個沒有得到充分重視的領域是文化與教育交流。當2018年雙邊關係開始惡化,中美民間關係就悲劇性地受到附帶傷害。兩國相互驅逐對方的記者,並限制留下來的記者的活動。出於對中國影響力的擔心,華盛頓還將中國資助的孔子學院列為“外國使團”,大大減少了文化上的交流。由於唯恐將先進知識泄露給中國的研究生,美國收緊了簽證發放。共和黨議員無視美國文化交流的價值,終止了“和平隊”的中國項目(自1993年以來,該項目已向中國派出1300多名志願者)。

這些措施不會讓任何一方在曠日持久的地緣政治較量中更有競爭力,但它們幾乎肯定會加劇大眾層面的互不信任和敵意。

美蘇冷戰與當下中美大國競爭的一個最重要區別是,冷戰期間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幾乎沒有文化或教育上的聯繫,而美國和中國在過去40年里已經建立起廣泛、深入和密切的民間關係網。

維護這些關係網對於緩和兩國政府競爭政策所造成的不信任和敵意至關重要。如果華盛頓和北京希望雙邊關係中有內在穩定器,那麼民間交流必居其一。

三個數據可以說明文化和教育紐帶是如何將兩個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99年至2019年,美國人收養了82456名中國兒童。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學生來到美國學習,其中許多人留了下來。2019年,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接收了369548名中國學生,佔美國國際學生總數的1/3。2018年,約有200萬中國遊客到訪美國。

不過,由於中美之間的敵意和不信任加劇,兩國政府必須在政治上採取勇敢的措施,彌補2020年中造成的損害。一旦新冠疫情被成功控制,文化和教育交流就應恢復到健康和互利的水平。

在修復兩國文化和教育關係時,兩國政府應優先選擇能產生最多互利而政治代價又最小的措施,並推遲有可能引發過多爭議的行動。

首先要做的應該是讓美國記者回到中國,同時美國取消對在美中國記者的限制。兩國都將從這一舉措中受益。儘管在國家媒體駐美站點工作的中國記者無法在中國自由發表文章,但在美國更自由地工作會讓他們更好地了解美國,改進他們的報道,並向中國讀者傳達不那麼扭曲的美國情況。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的美國記者回到中國,以及解除對其他美國在華媒體的限制,還會讓中美兩國得到更多好處。美國有關中國的一些新聞報道確實經常批評甚至冒犯中國政府,但絕大部分報道是專業、客觀和充滿信息量的,可以幫助美國公眾更好地了解中國。如果沒有這些知名媒體提供高質量的報道,大多數美國人也許就得從不那麼可靠甚至是虛假的新聞來源獲得有關中國的信息。

第二個迫切需要關注的領域是恢復“和平隊”以及其他美國贊助的交流項目,如“富布賴特項目”。該項目作為美國制裁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的一部分,於2020年7月被叫停了。預計拜登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仍將保持強硬立場,但它完全有能力解除這個象徵性的制裁,因為它可以推進華盛頓通過教育交流傳播美國價值觀的計劃。不用說,中國應張開雙臂歡迎這些項目的回歸。

議程的第三項應是共同推動中國遊客赴美旅遊。受疫情重創的美國商界獲得的經濟利益將是不言而喻的,但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拜登政府需要重申給中國遊客的10年期旅遊簽證保持不變,並根據可行性研究,決定是否推遲執行特朗普政府最近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制。這些旨在阻止中國遊客的限制肯定會迫使北京採取某種程度的報復。如果能在這類簽證限制問題上達成保全面子的妥協,北京方面就應該實施一項計劃,引導更多遊客前往美國(這也有助於中國履行“第一階段”協議中購買更多美國服務的承諾)。

最後,兩國政府必須合作,確保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校園裡繼續受到歡迎。北京應當減少把美國描繪成不安全和充滿敵意國度的反美宣傳。對於不希望中國學生在美就讀的領域,美國應該多一些透明,少一些武斷,取消不必要和繁瑣的簽證限制,這種限制不僅打擊中國學生的積極性,也會給需要這些學生的美國STEM研究生項目帶來損害。

就修復過去幾年來中美民間交流所受到的破壞而言,這些都是溫和而現實的步驟,也是對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試金石。如果他們真有意在未來幾年內穩定雙邊關係的話,那麼這些較易實現的目標就是他們為表達善意而必須首先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