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崔天凱大使接受了《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傑拉德·賽博（Gerald Seib）和鮑勃·戴維斯（Bob Davis）的專訪，就中美關係、中美貿易問題等回答了提問。有關報道於11月26日刊登，相關採訪實錄節選如下：

        華爾街日報：您提到我們需要足夠的善意和誠信來推進經貿磋商，如何判斷和衡量什麼是善意和誠信？

　　崔大使：在這樣的磋商中，立場一定要清楚、連貫，如果有一方一直在變，這對磋商無益。

　　其次，雙方如果達成一致，就要遵守共識，並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而不是今天有了初步共識，明天就推翻它。

　　我們很能理解美國現政府推崇相互尊重、公平、對等原則。然而在一些人發表的評論和聲明中，看不到任何相互尊重和公平的精神。如此這般，我們還怎麼維護互信、推進磋商？

　　華爾街日報：美國本屆政府任期內，美中關係發生了什麼變化？

　　崔大使：兩國領導人去年4月在海湖莊園的會晤十分成功。他們彼此結識並建立了良好關係，都對首次見面感到滿意。去年11月特朗普總統對華國事訪問也非常成功。

　　同時，我們建立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等4個高級別對話機制並舉行了首輪對話。

　　當然，雙方之間也存在問題。且不說經貿問題還沒解決，美國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在台灣問題上消極動作不斷，美方在南海加大了軍事存在。此外，一些論調渲染中國在美學生都是“間諜”，美方有可能出台措施限制兩國人員往來。這些都在毒化着中美整體關係，特別是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我不知道這些消極動向源起何處，但確實值得警惕。

　　華爾街日報：您對兩國元首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會晤有何期待？

　　崔大使：中方期待着，也許我們的美方同事也同樣期待着，兩國元首在阿根廷再次會晤時將全面回顧北京會晤後中美關係的發展。此次會晤在時間上距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的國事訪問剛好一年多。因此我認為兩位領導人有必要回顧雙邊關係發展，並對中美關係發展方向以及雙方如何發展好這一組重要而複雜的雙邊關係作出戰略引領。希望這次會晤能推動雙方在經貿等諸多領域取得進一步進展。

        華爾街日報：以往中國能夠依靠的作為非正式渠道或中間人的美方人士，如今影響力沒有之前那麼大了。您如何看待當前這些變化？

　　崔大使：我認為這首先不是中方的問題，而是美方自己的問題。如果不聽取經驗豐富人士的意見，怎能更好維護美國的利益呢？

　　為了解決問題，我們當然必須同美行政部門進行對話。與此同時，我認為來自（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等其他人士的建議和幫助也非常有用。中美雙方都應對這些寶貴經驗善加利用，認真傾聽他們的建議。對我來說，我經常同鮑爾森前財長、基辛格博士、蘇世民先生以及美國商會的代表溝通交流，希望聽取他們對形勢的分析和看法，以及有助於有效解決問題的建議。

　　華爾街日報：您是否擔心中美貿易戰會產生經濟外溢效應？

　　崔大使：問題關鍵在於，如果事態繼續像現在這樣發展，就會產生真正的風險，全球市場可能會被撕裂。在過去幾十年中，隨着世貿組織的成立，以及中、俄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其他國家相繼加入其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全球市場真正實現了“全球化”發展，看到了全球供應鏈重塑使更多國家參與到一體化之中。

　　但如果我們任由當前形勢發展下去，這指的不僅是中美之間，還包括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以及多邊體系發展的形勢，那麼全球一體化市場可能面臨分崩離析的風險。我不知道這會符合哪個國家的利益，總之這不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

　　同時，雖然當前美國經濟狀況不錯，但也不能排除會再次發生類似十年前的情況——當然我不想用危機重演這樣的說法——但如果真發生了，依當前這種形勢看，你認為人們還能同2008年一樣，有意願並採取開放的態度來實施有效的國際政策協調和經濟刺激政策嗎？我對此不確定。

　　華爾街日報：您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話，是否會導致全球經濟衰退？

　　崔大使：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經濟關係有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對全球產生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和現實。換句話說，中美要充分認識到，兩國對全球經濟和經濟增長前景承擔共同責任。如果我們以互利共贏的方式及時解決經貿問題，必將增強人們對全球經濟前景的信心。如果我們做不到，則可能會削弱人們對全球經濟的信心。

　　在經濟和金融問題上，信心非常重要。如果人們失去信心，那麼很多壞事都可能發生，其中一些可能成為“自證預言”。所以我認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必須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華爾街日報：比起以前來，美國企業對它們在中國的遭遇的抱怨增多了，它們的抱怨立得住嗎？

　　崔大使：我認為事實很明顯，與40年前相比中國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了。中國經濟增長了，中國企業也在學習如何在國際上擁有競爭力，它們學得很快，有時正是在美國企業幫助下長進的。

　　中美雙邊貿易增長很快，對兩國都有利。隨着雙邊貿易和投資增長，中美彼此聯繫更趨密切，競爭也隨之加劇，這是事實。中國市場上競爭更趨激烈，主要是由經濟規律而非政策決定的。

　　就政策而言，中方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政策和法律，並設立了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專門法庭。中方不鼓勵並禁止強制技術轉讓。

　　華爾街日報：一些美國企業表示它們迫於中方壓力而轉讓技術。

　　崔大使：我們經常對美國商界人士講，請他們提供具體案例，試着利用中國的法律制度來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但很多時候，他們不向中方提供具體案例，而是繼續向美國政府抱怨。我認為這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解決他們的關切。美國公司必須提供具體案例。

　　同時，一些技術轉讓案例往往並非強制性技術轉讓，而是雙方企業達成的商業協議。中國公司擁有當地銷售網絡、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美國公司擁有技術，他們願意根據彼此的比較優勢達成（互惠）協議。我相信有“技術換市場”的例子，但這是企業間的商業協議，如果其中一方對此不滿，大可一走了之，沒人強迫他們做交易。

　　除中美公司有競爭外，美國公司和其他外國公司也有激烈競爭，例如，美、歐、日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在華競爭激烈。如果美國公司不把他們最好的車型、技術應用到在華汽車生產和銷售中，就可能把市場份額拱手讓給歐、日汽車製造商。因此，這種技術轉讓不是由中國政府或中國公司所迫，而是由市場競爭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