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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關係日益由戰略競爭主導的當下，一個雖不起眼但影響深遠的挑戰正在出現：美國對華專業人才群體的萎縮。美中教育基金會近期一份報告警告，未來十年，美國可能面臨中國問題專家的嚴重短缺。這並非簡單的學術隱憂，而是一個關乎國家安全、經濟競爭力和危機管理的戰略議題。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依賴一個穩定的“中國通”渠道，這些人士精通漢語，並擁有豐富的在華生活經驗。這些專家為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助力外交事務，並幫助解讀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信號。如今，這一渠道正在弱化。早年交流時期培養的一代人面臨退休，同時，在中國學習的美國人數銳減。其結果是，正值雙邊關係愈發複雜、影響愈發重大的時刻，專業人才基礎卻在不斷收窄。
然而，重建這一渠道的呼聲常常遇到強有力的反駁，理由是安全風險。對竊取知識產權、學術間諜活動、強制性數據行為和政治滲透的擔憂，使得學術交流和研究合作受到日趨嚴格的審查。已停辦的孔子學院等項目成為擔憂的焦點，司法部發起的“中國行動計劃”則反映了美中交往的泛安全化趨勢。
這些擔憂並非毫無根據，保護敏感研究、關鍵技術及個人數據是合理且重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運作不能無視地緣政治現實。然而，認為所有形式的交往都可疑，則可能催生另一種脆弱，導致戰略認知盲區。減少對華交往或許能降低某些風險，卻也削弱了美國了解主要競爭對手的能力。
開放與安全之間的矛盾，正是當前政策困境的核心所在。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美國前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言論顯得尤為重要。伯恩斯將學習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驗稱為“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這讓該問題有了新的解答。問題不在於交往是否有風險，而在於專家儲備缺失的風險是否更大。在競爭加劇的時代，誤解誤判可能比精心管控交往更加危險。
戰略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沒有新一代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政策制定者可能越來越依賴二手分析、經過篩選的情報或最壞情況的假設。這會扭曲決策過程，降低政策靈活性，並在危機時刻加劇衝突升級的風險。在經濟領域，精通中國事務的專業人才萎縮，可能削弱美國企業應對政策變化、評估市場狀況或識別商業機會的能力。在技術及標準制定領域，專業人才的不足可能削弱美國在全球治理舞台上進行有效博弈的能力。
與此同時，中國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培養知美專業人才。這種不對稱雖然未必是戰略優勢，但它確實塑造了信息環境。一個更了解競爭對手的國家，也能更好地預判其動向、解讀其信號並校準應對之策。
既然癥結已明，解決方案就不能再停留於泛泛呼籲“加強交流”，而必須聚焦於有針對性且兼顧安全的政策。
首先，美國應擴大聯邦政府資助的、專門用於中國研究的獎學金項目。可以借鑒富布賴特項目和博倫獎的模式，設立一個新的“中國戰略獎學金”計劃，每年資助一千名參與者。該項目應集強化語言訓練、在華實地體驗和獎學金結束後的政府或公共服務任職於一體。資金可由國務院和國防部的國家安全教育項目共同撥款，初始年度預算為1.5億至2億美元。
其次，應重新調整簽證政策，在保持嚴格審查的同時促進教育交流。重點應從廣泛的限制，轉向基於風險的、分領域的管控。例如，可以對敏感的 STEM領域加強審查，同時放寬人文、社科和語言學習的簽證。同時，美國應商談互惠安排，以增加在華美國學生的數量。為此或可建立一個專門的雙邊教育渠道，使其免受政治緊張大局的干擾。
第三，必須加強國內對中國研究的投入。《高等教育法》第六條款主要是為“國家資源中心”和“外語與區域研究獎學金”提供資金，但實際上已陷入停滯。第六條款資金若翻倍至每年約1.5億美元，將為高校的中國問題研究提供至關重要的支持。同時，還可發展公私合作關係，利用在中美關係中有長期利益的基金會和企業的資源，來支持以中國為重點的研究和培訓。
第四，應開闢新的制度路徑，讓對華專業人才融入政府服務。可以借鑒軍方“地區事務軍官”項目的模式，在美國公務員體系內設立一個“中國方向”職業軌道，為培養區域性專才提供製度化職業激勵。這有助於確保語言技能和當地生活經歷不再是邊緣資產，而是國家安全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第五，必須健全風險防控機制，以應對合理的安全關切。高校應當完善合規管理體系，包括建立境外資金透明披露制度、強化科研安全規範流程、開展知識產權保護專項培訓。反過來，聯邦機構也應提供更清晰的指導，避免過度干預，減少合法學術活動的“寒蟬效應”。我們的目標是“有安全感的開放”，在保護敏感領域的同時，維繫知識和經驗的流轉。
關鍵在於，重建對華專業人才儲備不應被框定為“重回過去的接觸時代”。大環境已經變了，政策必須反映這一現實。目標不是消除風險，而是在保持戰略能力的同時明智地管理風險。一種更具選擇性、體系化且具備安全意識的交流方式，能夠實現這種平衡。
反之，如果任由專業人才缺失，代價將更為慘重。一個缺少對中國有深度認知的美國，極易依據殘缺信息制定決策、固化對立敘事，並壓縮有效外交斡旋的空間。在中美關係中，認知偏差足以引發全球性後果，這種風險不容忽視。
歸根結底，大國競爭不僅關乎軍事實力或技術創新，也關乎認知理解能力，特別是解讀意圖、預判行動和駕馭複雜性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力資本就是一項戰略資產。
故此，美中教育基金會發出的警告，應被視為行動的號角。重建美國對華專業人才儲備，需要持續投資、政策創新，以及在開放與安全之間尋求平衡的意願。但回報是顯而易見的，它將使我們在處理21世紀最重要雙邊關係時，擁有更加基於充分信息、更加靈活、最終也更為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