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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球經濟失衡”重新成為G7、G20焦點議題。全球經濟失衡是客觀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其形成與演化源於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國際貨幣體系、各國儲蓄投資結構等多重深層因素，絕非一國所能主導或造成。將“再平衡”工具化為針對某一國的單邊施壓和規則排斥，只會加劇全球性保護主義與碎片化。
隨着中國貿易順差創紀錄地突破萬億美元，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失衡”出現新一輪擔憂，甚至將“巨額順差”等同於“中國衝擊”“中國威脅”。事實上，巨額貿易順差並不是單一政策“操控”的產物，而是中國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結果。幾十年來，中國憑藉完整的產業鏈、成熟配套的分工網絡以及完備的基礎設施，逐漸成為全球製造樞紐，大量中間品從日韓、台灣地區流向中國，最終產品再銷往歐美。在以原產地為基礎的傳統統計體系中，中間品被多次重複計算，這導致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虛高。
從結構上看，中國外貿長期是“初級產品逆差、工業製成品順差”，能源、大宗商品大量進口與製造業製成品強勁出口並存。近年來，伴隨中國外貿競爭力持續提升以及商品附加值的增加，高技術產品、綠色低碳產品的出口增速明顯快於整體。工業機械人等高端裝備實現了凈出口，這意味着貿易順差越來越來自於技術、產業升級，而非低成本的要素優勢。這種順差更多是全球產業鏈分工和發展階段不同造成的，而不是中國單方面進行掠奪式貿易。
更進一步講，全球經濟失衡並非僅體現在貿易差額上，也體現為金融失衡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均衡。在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憑藉提供核心儲備資產、輸出美元流動性，在積累大量外債的同時，獲得鑄幣稅和低成本融資的“金融特權”。美國對外凈負債，聯邦債務規模不斷增大，卻沒有出現典型的債務危機，原因在於全球過半外匯儲備及國際貿易都以美元計價和結算，各國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配置美債等美元資產，形成美元迴流承接美國債務的閉環。美國長期以來存在低儲蓄率、高財政赤字、產業空心化的狀況，居民高消費與政府高赤字導致國內總需求一直大於總供給，供需缺口只能依靠海外商品進口填補，天然形成常態化貿易逆差。製造業外遷、資本全球布局是跨國企業基於資本效率與全球資源配置產生的結果，進一步放大了美國本土供給不足的結構性矛盾。
其實，全球經濟失衡並不是一個新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對失衡問題的關注一度達到高潮。然而，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底層驅動邏輯、地緣政治環境以及潛在風險都發生了深刻變化。近年來，“經濟失衡”已演變為地緣經濟博弈的手段，一些國家用“糾正失衡”的名義對中國相關優勢產業及出口產品加征關稅、實行補貼調查或設置技術、環保門檻，意圖從規制和制度上遏制中國產業鏈向高端邁進，這種做法不但不能改善全球失衡狀況，反而會加深全球經濟的分裂以及制度對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評估表明，疫情之後全球順差和逆差的絕對規模均有所增大。與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主要以中美為主的“雙極失衡”相比，當下的全球失衡格局是多極化的、陣營化的、長期化的。美國的逆差進一步擴大，中國維持着巨額順差，歐元區內部則存在德國、荷蘭等順差國與法國、意大利等逆差國的明顯分化。
地緣政治碎片化、供應鏈陣營化正將結構失衡“鎖死”。美歐推行“製造迴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表面上是為了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韌性，實則卻造成效率損失、成本上升，推高中長期通脹壓力。高科技產業鏈的陣營化又拉高了全球創新成本，導致福利下降。對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替代國”而言，夾在大國陣營之間被動選邊，往往意味着產業布局受制於政治周期，難以形成可持續的比較優勢。
實踐表明，試圖通過大規模關稅手段來糾正失衡收效甚微。關稅屬於負向供給衝擊，抬高成本、抑制貿易投資，對一國經常賬戶餘額的結構影響很小，更易造成貿易流向在夥伴國之間“轉移”，而非總逆差實質性收窄。2025年，即便美國對華逆差大幅下降，但美國整體貿易逆差依然創歷史新高，這充分表明用關稅來治理失衡只是改變了逆差的地域分佈，並沒有解決失衡的根本性問題。
全球經濟失衡不可能由單一國家“製造”，也不能靠單方面施壓來“糾正”。有效的再平衡要以“對稱調整、共同擔責”為原則，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推給順差國。
一方面，主要順差國不能過分依靠外需，而應該不斷擴大內需，改善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過強的預防性儲蓄動機，使經濟增長更多依靠國內市場，以更加均衡的結構參與全球分工。另一方面，主要逆差國也要通過削減過度財政支出、提高國民儲蓄率、重建製造業和實體經濟供給能力，來彌補消費性投資的結構失衡。
此外，還應依託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G20等多邊機制，創建順差國與逆差國對稱參與的全球治理架構。在貿易領域，要加快推進世貿組織現代化改革，加強對全球南方國家正當發展權利的制度性保障，防止“再平衡”被異化為排他性小圈子的規則。在金融領域，應穩步推進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改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構成，降低對單一貨幣的過度依賴，減小美元周期性潮汐給全球資本流動和宏觀穩定造成的干擾。
全球經濟再平衡無法依靠“零和博弈”達成，也不能以脅迫的方式來實現。各國只有放棄陣營對抗思維，在多邊框架下通過協調進行改革，才能實現公平、有序、可持續的全球再平衡，從而讓全球化紅利能夠在國家及國內不同階層之間得到更合理的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