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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美AI對話久了，會發現一個現象。圍繞AI安全的議題這兩年其實一直在擴展，從軍用AI到前沿模型風險議題，從生物安全到網絡安全，談的並不算少。但是虛假信息幾乎沒有進入討論的範疇，更談不上合作。在既有的國際討論中，虛假信息往往以指責的方式出現，我想討論的是，它是否可以從“指責的對象”變成“可以共同處理的問題”。
今天的虛假信息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特點。它的傷害往往發生在真相大白之前。一段來源不明的視頻、一張出處不明的截圖，短短几個小時就能走完成它在輿論場中的傳播全程。等到事實終於被核實清楚，外交上的指責、輿論上的憤怒、平台上的處置都早已發生。
這類壓力對新聞業不是新鮮事。等上幾個小時把事實理清楚，熱點早已過去；不等，又可能傳播錯誤。但是如今，這種困境正越來越多地外溢到外交回應和決策決斷的環節。
中美當前這般高度互不信任的關係，會把“等不起”的狀態進一步放大。低信任環境的一個特點是，任何一件事情還沒弄清楚，就先自動歸入最壞的解釋。一段來源不明的視頻，幾個小時之就可能被解讀為對方政府授意的有組織行為。人工智能放大的不只是謠言的傳播速度，更重要的是誤判合理化的速度。
這並不意味着合作就毫無可能。合作完全可以從一種相對樸素的共同認知開始。既然合成內容能在數小時內製造出一場危機敘事，當前任何一方都可能成為受害者，這與本意如何無關。雙發需要處理的，首先是穩定問題，而不是真相本身。
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熱線”，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參照。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蘇之間外交電報的傳遞動輒要花幾個小時，赫魯曉夫給肯尼迪的一份關鍵信件被接收後用了將近十二個小時才完成解碼。雙方都認為這種通訊延遲構成了重大風險。1963年6月，兩國在危機過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建立了直接通信鏈路。1967年中東六日戰爭期間，這條熱線被首次正式啟用；此後在1971年印巴戰爭和1973年贖罪日戰爭中也都用過。這條熱線並未消解冷戰中的任何根本矛盾，但是它在多次緊要關頭，為雙方領導人提供了幾個小時不必立即反應的時間，從而避免了因誤判而導致的不可逆後果。這種“為核實爭取時間”的思路，正是今天AI虛假信息領域合作可以借鑒的。
除了爭取時間以外，還有兩個常被忽視的議題也同樣屬於可以合作的空間。一是信息生成與核實之間的速度差。如今，生成一段足以亂真的視頻只需要分鐘級，專業取證卻需要數天甚至數周。在洶湧的輿論壓力下，要求一國領導人向公眾說“我們再等等”，政治上幾乎不可行。這種壓力靠提高公眾的媒介素養無法解決，因為問題本來就不出在公眾身上。
另一個議題更為隱蔽。未來的輿論影響活動，可能主要不再針對人，而是針對機器。當全球公眾越來越習慣通過大模型和智能助手去理解中美關係、台海局勢和貿易摩擦時，今天互聯網上散布的低質量內容，就可能以“背景資料”的形式，出現在若干年後AI助手輸出的答案中。
處理虛假信息的傳統辦法主要是刪除和標記，但是生成的速度會隨着模型能力提升而越來越快，刪不勝刪。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或許是開展基礎公共信息建設，讓一個國家的權威資料和第一手記錄等以機器可讀的形式留在公共網絡空間，讓查證的人和機器都能找到。
具體可以開始做的事情不必宏大，或許有三個層面能夠嘗試。第一，在現有雙邊危機溝通機制中，增設一項專門針對時效性敏感信息事件的處置安排，讓雙方在涉及AI生成內容的重大事件中，能夠先有幾個小時的相互溝通核實時間，再做出政策反應。第二，推動兩國在內容來源標識技術規範上的互通，使一段生成影像所攜帶的來源標識在跨越國境後依然能被對方讀取，如此一來，無論由哪一邊的AI工具生成，另一邊都能查清它從哪裡來、是否被修改過。第三，雙方各自加大向國際公共信息空間提供本國權威資料的力度，讓主流大模型在回答中美關鍵議題時至少有可信的原始來源可引用。這三件事都不要求任何一方放下既有分歧，但是它們源自同一個邏輯。當信息環境中缺少基本的核實能力時，最先失去反應時間的會是政府自己。
中美之間的結構性分歧不會消失，AI領域的競爭也或將長期存在。然而即便如此，雙方至少仍有一項共同利益，那就是不能讓全球公共信息環境變成一個所有人都來不及在其中建立判斷和修正能力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