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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月的拖延，白宮於12月4日發佈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這份文件具有里程碑意義。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經濟和金融手段被系統性武器化，並提升到與傳統軍事和聯盟工具相同的層面。
經濟不再被視為雙贏的相互依存引擎，而是被刻意改造為一種可以被控制、可以被割裂、可以被部署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工具。這種轉變給全球經濟治理和中美經貿關係帶來巨大壓力，但客觀地說，它也保留了狹小但可行的合作空間。
從經濟和金融角度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是基於一個統一的組織原則，那就是對外經濟政策近乎徹底地服務於國家安全。供應鏈、技術標準、關鍵礦產、數據流、美元清算網絡以及相關的投資決策，這些都服從於一個至高無上的目標——對抗戰略對手。
美國試圖用一種把安全和控制放在首位的新秩序，取代過去40年以效率為導向的全球化。在實踐中，這意味着嚴苛的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巨額產業補貼、公開施壓盟友選邊站隊，以及明確將金融制裁奉為核心治國方略，同時維護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的制度優勢。
然而，這種轉變代價高昂，且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
首先，通過抹煞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之間的界限，任何貿易、投資或金融開放措施幾乎都可貼上“國家安全”標籤。其結果是政策擴大化、監管的不確定性陡升、合規成本爆炸式增長、風險溢價更高，對有效的資本配置和長期投資也產生可預見的抑制作用。
其次，在半導體、稀土、電池材料等高度集中且規模密集的行業，強制“去風險化”和友岸外包將導致短期內成本飆升、產能不足和通脹壓力，中長期則侵蝕全球分工深度和整體效率。中等收入國家和發展中經濟體將承受不成比例的沉重負擔。
第三，激進的金融武器化加速了全球貨幣體系的分裂。美元清算系統、SWIFT和二級制裁越是被用作地緣政治大棒，其他國家就越有動力建設本地貨幣結算、數字貨幣清算和區域支付網絡。交易成本上升，流動性減少，弔詭之處在於，美國自己的金融霸權也會逐漸被稀釋。
第四，強迫盟友在經濟和技術上“站隊”，已經遭到歐洲、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強烈抵制，這源於它們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內政治。對歐洲國防支出和貿易協調的公開批評引發明顯的反彈。聯盟凝聚力在減弱而非增強，美國的領導地位也將因此受損。
關鍵是，儘管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視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並反覆將中美關係描述為“經濟戰場”，但它並沒有使用“修正主義大國”這一抽象標籤。更重要的是，它明確呼籲與北京建立“互利的經濟關係”和“聚焦非敏感領域的平衡貿易”。這種務實的特朗普時代措辭表明，完全脫鉤並非最終預期目標，並為合作留下了操作空間。
四個領域尤為突出：
首先，全球金融穩定和系統性風險管理。高度技術化、去政治化的合作不僅有可能，而且必不可少。例如，通過IMF或國際清算銀行設立危機熱線，升級臨時流動性互換機制，定期共享跨境壓力測試數據，以及共同商定核心支付清算系統的“不間斷”協議。現有的央行互換額度和金融穩定委員會已為其提供了現成的基礎。這既符合《國家安全戰略》里維護美元體系韌性的目標，也符合中國穩定開放金融體系的需求。
其次，全球公共產品和規則制定。雙方可以通過中立平台（G20、金融穩定委員會、巴塞爾委員會），共同領導反洗錢情報共享，以及對金融應用中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國家安全戰略》將這些歸為跨國挑戰，而非競爭領域。這些領域可為雙邊關係提供最強的外部積極影響，並構建最有效的防火牆。
第三，技術貿易分極管理和數字經濟規則。這正是《國家安全戰略》最新強調的互惠和公平可以付諸實施的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可以共同制定明確的敏感和非敏感清單，對尖端半導體、量子技術和關鍵礦產實施嚴格管控，在消費電子產品、普通中間產品和低風險數字服務領域不斷放寬和實施標準互認，並輔以第三方驗證。在世貿組織和亞太經合組織框架內共同制定跨境數據流和數字貿易規則，防止全球數字經濟分裂成競爭集團，這也是避免完全脫鉤和降低企業合規負擔的最可行方法。
第四，與第三市場和全球南方國家開展包容性合作。雙邊渠道受阻時，多邊和區域平台就成為重要的減壓閥。在非洲關鍵礦產、拉美基礎設施和東南亞製造領域，中美兩國可以探索聯合或並行的可持續融資模式，通過IMF、世界銀行和G20同設立供應鏈韌性基金，並開展有限試點，將RCEP與CPTPP規則對接或開放農產品和消費品市場。這既能回應美國對“一帶一路”倡議擴張的擔憂，又能為中國產能和美國企業開闢新的渠道。
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正式開啟了將經濟安全作為國家安全最高形式的新時代。這一趨勢短期內難以逆轉，但也絕非毫無阻礙。高昂的去全球化成本、金融碎片化的反噬以及全球增長潛力受損，都在提醒所有利益相關者，徹底脫鉤是最昂貴的選項。
真正的戰略智慧，是在堅守核心利益的同時設計分層機制，為合作留出空間。這是中美兩國避免相互毀滅的唯一理性途徑，也是防止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唯一現實途徑。在結構性競爭時代，保持穩定並抓住一切可能的合作機會才是影響力的終級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