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從政策層面對印太區域的關注始於奧巴馬政府時期，但明確提出印太戰略的則是特朗普政府。從這個層面來說，美國印太戰略既是一個新事物，也是一個老話題。
迄今，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2017年印太地區構想提出時期、2018年印太戰略明確化時期以及2019年印太戰略系統化推進時期。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佈《印太戰略報告》，提出了維護美國影響力以實現地區目標的三大努力重點，即預備、夥伴關係以及推進地區網絡化建設。所謂預備就是以實力求和平，採用有效威懾來確保美國戰略目標的實現；夥伴關係指的是加強對現有盟友與夥伴的承諾，同時擴展和加深與持有尊重主權、公平對等貿易與法治觀念的國家的新夥伴關係；推進地區網絡化建設即是加強和推進美國聯盟與夥伴關係，形成一個網絡化的安全架構，維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2020年7月21日，美國防長埃斯珀在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演講中再次強調了美國印太戰略的上述三大支柱。有趣的是，美國印太戰略的發佈者是國防部，而不是白宮，首次明確提出“印太戰略”的內閣級官員是時任防長馬蒂斯，而不是國務卿，這從一個角度展現出美國印太戰略的軍事與安全優先性特點。
美國之所以提出印太戰略，從表象上看與特朗普政府“去奧巴馬化”傾向有關，也與日本等對美國的大力推銷相關聯。但從根本上來說，它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持續調整的產物。冷戰後，美國確定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是確保其“一超”地位，防止可能危及美國利益的地區霸權國的出現。這一時期，美國挾冷戰勝利之餘威，在歐洲與亞洲不斷擴張。20世紀90年代末，北約東擴確定了其在歐洲的戰略優勢，美國便開始將戰略重點向亞洲傾斜（而非轉移）。新世紀以來，小布殊政府的全球反恐戰略很大程度上使這一進程被暫時擱置，此時的美國深陷兩場戰爭而難以自拔，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的國力透支嚴重，全球性擴張的戰略布局難以持續。
換言之，霸權式微的美國必須調整其全球戰略與地區戰略。這種調整是一種策略性調整，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戰術收縮，如“幕後領導”以及試圖結束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減少國際干預，乃至頻頻退群等。但是，這並未改變美國戰略擴張的本質，或曰美國採取了“戰術收縮、戰略進攻”的戰略模式。從戰術收縮上來看，美國調整了不必要（不符合美國大戰略）或不值得（成本收益不相稱）的國際干預，或從次要地區有限退出。與此同時，美國加大了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地區或領域的資源投入，其目的在於保證美國的戰略進取態勢、戰略主導地位以及戰略競爭優勢。鑒於歐洲安全形勢的緩解以及亞太地區重要性的提升（地緣經濟的發展與地緣政治的挑戰），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推進美國外交戰略重心東移。
時至特朗普政府，美國所面臨的國際安全環境更加複雜、更具挑戰性，其關鍵變量在於中國實力的壯大以及中國運用此種實力意願的增強。在美國看來，大國戰略競爭重回國際政治的主題，中俄兩國是主要競爭對手，而中國則取代俄羅斯成為美國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因之，國際權力重心也加速向印太地區轉移。在此背景下，美國必須要因時而動，印太戰略便是其當然結果。可以說，印太戰略是美國因應國際權力分配格局與地緣政治經濟版圖變化而採取的應對之策，但這種應對是在美國實力相對弱化的境遇下展開的。故而，美國印太戰略既有主動應變的成分，也有被動而為的意味。
從當前情勢來看，美國印太戰略表現出以下特點：從內容上看，印太戰略主要包括四大層面，即軍事層面的力量建設與整合、政治層面的盟友與夥伴關係發展、經濟層面的貿易協定再談判與投融資合作擴大化以及制度層面的地區網絡化結構的形成，其中軍事與安全層面的意義更為突出；就戰略目標而言，美國試圖通過力量展示與威懾（以軍事力量為主）、戰略保證（針對盟友與夥伴的承諾）以及危機管控（以中美軍事互信機製為主）等方式維持在本地區的控制力、影響力與戰略利益，繼續保持其作為印太秩序塑造的主導性力量；從戰略演進上看，印太戰略是奧巴馬時期“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延續（如地區重要性認知）、調整（如多邊轉向雙邊）與強化（主要在安全領域），是美國外交戰略重心東移的突出表現，也是其霸權式微之下國家安全戰略持續調整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在亞太以至於印太地區的戰略具有一定的連續性與可持續性，這種特性不因其戰略具體名稱的變化而變化。
毫無疑問，美國印太戰略具有明顯的中國指向性。無論是在安全層面，還是在經濟層面，抑或是地區影響力層面，中國都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首要關注對象。顯然，中美競爭因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推進而更加突出，也更具風險性。客觀而言，美國印太戰略給中國帶來了一定的壓力與挑戰，但囿於美國戰略資源的有限性、印太區域的複雜性以及中國外交的應變性，中國所面臨的壓力與挑戰並非不可化解。事實上，中國是以一種辯證思維認識自己與世界，認為危中有機、危可轉機，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應對與轉化的能力。故而，中國在堅持戰略定力與底線思維的基礎上，致力於做好自己的事情，認真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保障，也是應對各種複雜嚴峻挑戰的關鍵之舉。
